告密者有三类。 第一种自己认为告密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如果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还可以理解。 年轻人幼稚冲动，稍为被人煽动几下就成了别人的炮灰。远的在文革的中国， 儿女为了给父母画清界限主动检举。 近的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时代。 看过电影Killing Field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里面年轻人的残忍。

第二种就像这次事件的告密者。告密是为了达到打击报复他人。 也许这人和毕福剑有怨， 虽然他自己从告密中得不到什麽实质性的好处。 文革时期我外公家邻居就是这样的人。 解放以前外公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教开车的教官， 应该属于文职人员。 当时住的地方墙薄，隔墙有耳。到了文革初期，这邻居到外公工作的汽车修理厂告发， 不知怎么的，外公居然成了反革命军官。这还得了。 修理厂还没出个潜伏了这么多年的反革命。 当然伴随我外公的就是无休止的批斗和住牛棚。这邻居还不罢休，又到我妈上班的地方去检举，害得我妈也差点被批斗，因为大肚子才幸免于难。 许多年以后，我外公谈到此邻居,觉得好笑又可悲. 这邻居真的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外公成了不被信任的人, 被勒令一星期只能工作三天, 也就是说工作一天, 第二天就不能上班. 他的工资并没有减少..在我的記忆中, 外公总在那一天去钓鱼.  我小时候因此也吃了不少鱼.  当然外公精神上的痛苦是我小小年纪不能理会的.

第三种告密者是被逼无奈. 几年前看电影The Good German. 对其中的犹太人告密者的情节感兴趣, 就去借了原书来看. 里面讲到某些犹太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 每天的任务就是在公共场合指认其他犹太人. 他们为什么不逃走呢? 或者为什么不选择自杀? 当然我们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当一个人面临那种绝望困境, 求生欲望之强烈也许不我们可以指手画脚应该评论的. 我问过几个德国朋友, 这些犹太人最终怎么样了. 据说到了后期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犹太人可以指证了, 大部分的人还是进了集中营, 死了. 极少数生存下来, 二战后也被逮捕审判, 如那本书中所言. 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对被指证的犹太人的家属而言不可饶恕.  谁又敢担保自己的选择会更有道德?

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强求公民做道德楷模. 只有社会制度的完善才能保证告密者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