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四月里，我在出门去超市的路上，看见我们街上有一家人家，车道和路边停了四、五辆车，显然是有亲友造访。

回来的路上，又看见这家人家的客人三三两两地向公园走去。这所公园是个自然保护区，有条小径通往一个小湖，设有野餐桌。从街上看不见池塘。

在居家令下，这个地方允许当地居民走路、遛狗，但只能穿过，不许逗留。

这群人有老有少，至少有12人，看来好像是一大家子。老的有六、七十岁，还有个抱在手里的幼儿。小孩子一路奔跑玩耍，大人们手里拿着饮料，说说笑笑地沿小径走进去。只见两个人戴口罩。

我的第一反应是：群聚，违反居家令，病毒传播！

接着脑子里很快出现一个念头：该不该举报？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马上被我否定了。

据我们当地的媒体，自三月中旬以来，警察局和市政府收到举报违反居家疏离令的电话已超过五百个。

在紧急状态和特殊时期，会经常发生这类举报和告密的“公民行动”，甚至直接干预的“公民执法”。这种时候，社会处于不稳定的非常状态，很多本来习以为常的行为受到了挑战，这种“挺身而出”的动机大都是出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及和谐。

据心理专家的分析，举报和告密，会为举报人带来一定的满足感和掌控感，好似自己伸张了正义，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任何事都有正反两面。除了明显犯法或人身危害的情况以外，这种举报是不是真的对社会和谐有利？

曾读到过，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邻居、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之间的互相举报是家常便饭，搞得人们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一句反动的话，一本反动的书，可以带来审查入狱、家破人亡的悲惨结果。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潜在敌人，这样的社会毫无和谐稳定可言。

有社会研究证明，这类“公民举报”还有一个常见的特征，那就是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歧视，例如近几年，美国出现了不少有色人种在正常活动时被怀疑做坏事而举报的事例。

还有那些吃饱饭没事做的人，每时每刻都在监视周围的人，还拍下照片、视频，拿到社交媒体上去当作羞辱别人的材料。

不用说，如果是对人有直接伤害的犯法行为，我是会报警的。我以前不止一次这样做过。

几天后在前院清理花园，邻居杰克琳散步走过，我和她隔老远打了个招呼。她告诉我，前些天有邻居在家里和公园群聚，她打电话报告了警察。警察来到公园，把那家人家劝散了。据说是家里有人生日。

杰克琳说：他们不怕传播病毒吗？我们宅在家里，他们倒出门热闹，这公平吗？

终于还是有人举报了！杰克琳的话，听来也颇有道理。

不过，也说不出为什么，后来我再看到杰克琳，心里总感到不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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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然保护区是个饭后遛跶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