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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我家的阳台称作“罗密欧朱丽叶阳台”，小小的，除了一圈花盆外，只够放一架小竹床。而我最深、最远的记忆，就是从阳台上的母亲开始的。
上海的三伏天，白日里骄阳高照，大气蒸腾；傍晚，太阳在毫不留情地把热渗进了地面、墙壁和屋顶后，才极不情愿地消失在城市轮廓的背后。这时，蓄足了热气的柏油路和砖墙就开始释放能量。没有一丝风，空气凝固了，像粥一样厚，赤裸的肩膀和手臂上能感到它的压力。
房间内的风扇呼呼地循环着湿热的空气，似乎在说：出去，出去，出去。外面虽然没有风，但至少能看得远一些，呼吸能深一些，当温度慢慢降下来，就有了透一口气的希望。
我小时住的是那种“花园弄堂”，或“西式弄堂”，每户的底楼有个小花园，二楼有阳台，后面还有个公用的晒台。这些地方就是夏天乘凉的好去处。如果你能像小鸟那样飞上天空，你就可以看见成百上千的芭蕉扇，像巨大的蝴蝶翅膀在暮色里慢慢地来回扑动。
我从卫生间里洗完澡出来，母亲在我的手臂弯和膝盖后扑上了爽身粉，带着薄荷的清凉味。她把我的小竹床搬到阳台上，铺上用肥皂水刚擦过的凉席。枕头上也裹了席子，微微透着一股稻草的香气。“乘凉，”她说，“不要再动了，动动又是一身汗。”
于是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小竹床上，等着母亲拿起她的扇子，那把周围缝了一圈花布的芭蕉扇，它也加入了蝴蝶翅膀的行列。母亲摇着它，在我的身体上方轻轻划出一道道微风。
“谁是罗密欧朱丽叶？”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母亲告诉我，是一对年轻的外国人，女的在阳台上面，男的在阳台下面，一来一去，谈恋爱。
我对谈恋爱没兴趣。我提示着母亲：“一颗星…… 一颗星……”
母亲说：
一颗星，葛伦登；
两颗星，嫁油瓶；
油瓶漏，好炒豆，
炒了三颗乌焦豆；
……
她边唱边用芭蕉扇打着拍子。我很小就发现母亲有很强的节奏感，她不仅会弹钢琴，还在学校里编中学生团体操，曾在市教育局得过奖。她唱这首儿歌的时候一顿一错，还特别强调那些押韵的字眼，引得我的脚也不知不觉地在竹床上敲动起来。
很多年以后，我和母亲讨论过这首儿歌，她说是她自己小时候唱过的。我认识的很多上海同龄人都没有听说过它。母亲是杭州人，我想它应该是一首浙江民间儿歌。我认为应该是“加油瓶”，但母亲说，是“嫁”字，“嫁”更有趣，女大当嫁，小姑娘长大了都要结婚，你以后也要嫁人。我听了就咯咯地笑起来，三、四岁的小女孩，“结婚”是一个好笑荒唐、和我完全无关的词。
母亲继续唱：
豆花香，嫁辣酱；
辣酱辣，嫁水獭；
……
这时我的眼睛就开始迷糊起来，目光从母亲的脸和芭蕉扇，慢慢游移到天空上。
天是深蓝色的，带有些许的紫，远得不可捉摸。有人在这片蓝色的海里撒了一把水晶碎石，它们就在海面上下浮动，时隐时现。有的发出幽幽的白光，有的会突然亮一亮，然后又暗下去。不能数，一数就乱了套，看星星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连接起来，构成一个物件，或一只动物。这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即一种胡思乱想的能力。
而母亲低沉地唱着的儿歌，还有她拍打着我的肩膀的芭蕉扇，就像一把瓷勺在缓缓地搅动着一碗粥羹，胡思乱想的意识被她搅模糊了。
我想：我快要睡着了。
突然，有一根很小很细的刺在我的小腿上蜇了一下，我睁开眼睛，狠狠地用手指甲在腿上抓了一把。“有蚊子了吧，”母亲说。她进房间拿来蚊香，盘起来的那种。母亲划一根火柴，轻轻一吹，一股浓重的檀香烟味就从阳台的地上钻进了我的鼻孔里。
我继续半睡半醒地做着星星的梦，身边的母亲有一种安全而又温馨的质感，有她在，大到无边无际的天空，小到嗡嗡作响的蚊子，都不能侵犯到我。母亲为我吐着丝，织着一个蚕茧，实实在在地保护着我。
“嫁水獭，嫁水獭……” 我提醒着母亲。
她接着唱：
水獭尾巴乌，嫁鹁鸪；
鹁鸪耳朵聋，嫁裁缝；
裁缝手脚慢，嫁只雁；
……
我怎么会想到这最后一句还真应验了，多年后，我只身离开了母亲，像雁一样飞去了太平洋的另一边，还在那里把自己嫁出去了。
母亲唱到这里通常是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她的嗓音一落，我就会从睡眠的混沌中醒过来。四周静谧，遥夜沉沉，一阵极小的微风拂过我的脸和臂膀，我欣喜地发现皮肤不再粘湿，空气中有了些许清凉。
睁开眼睛，先寻找母亲，她还坐在小竹凳上，身边是开着花的石竹和紫罗兰，手里的芭蕉扇还在轻轻拍打着我，气息安详，温婉如水。我把目光移到天上：她的头顶星空依然。
母亲，永远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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