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两年前读过的书，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一直感兴趣，现在来总结一下它的观点。
继《虎妈的战歌》后，蔡美儿又和丈夫Jed Rubenfelt (也是哈佛法学院教授) 一起写了《文化群体沉浮的三重因素》，分析了美国的八个“上升中”的文化群体，并总结出三个共同的成功因素。
这三个因素是：（1）优越感，即他们对自己的独特性的认识；（2）不安全感，或自卑感；（3）冲动控制，即自我约束的能力。
八个成功文化群体是：华裔、伊朗裔、印度裔、古巴流放者、犹太裔、黎巴嫩裔、尼日利亚裔和美国摩门教徒。作者对前面四个分析得较多一些。
“文化群体”，作者是根据宗教信仰、原国籍、族裔来划分的，一个人群把自己的文化和世界观传授给下一代，就形成了文化群体的定义。“成功”的定义主要是教育程度、收入和精英地位。在全美国收入差异增大、机会减少、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群体不仅表现出色，而且还大大超过了其它群体。
第一眼看来，“优越感”和“自卑感”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优越感来自于所属群体的强烈意识，或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或认为自己有某种特别的智慧或才能，例如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摩门教徒对自己的道德很有信心；古巴流放者都是革命前的社会精英；尼日利亚群体来自一个创业能力很强的部族；中国人、印度人和波斯人认为自己的历史悠久，有一种文化自豪感和使命感。
但如果仅有优越感，那么人就会变得骄傲自得，反而会阻碍了进步。而自卑感的同时存在，又正好抑制了这种自高自大。自卑感来自移民（特别是新移民）的身份，他们在美国感觉到自己是局外人，生活在社会边缘，因为口音、生活习惯等等被人看不起，有的刚到美国时还很贫穷，例如古巴的上层人士被卡斯特罗赶出来的时候，几乎全是身无分文。
群体优越感和移民的自卑感的结合，就使人力图想证明自己，获得奋发向上的动力。
在一次采访中，蔡美儿特别举了一个华人的例子。据心理学调查，亚裔美国人的自尊程度是最低的，但是他们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却异常出色。蔡美儿认为，这正好说明了有一点不安全感是有益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完美，无须再去证明自己了，你就不会再去努力学习，也不会去鼓励孩子用功。
很多移民第二代、第三代在融入了社会主流后，不再明显地出色，这是因为优越感和自卑感都消失了的缘故。
第三个“冲动控制”，指的是对各种个人诱惑的抵制能力，例如延迟享受（“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储蓄多于消费，婚前性生活的节制，等等。还包括放弃个人的理想和欲望，而去迎合或服从家庭和社区的期待。后者特别会造成群体中很多人都去从事某几种职业（如医生、律师、教授等）的现象。
蔡美儿说：我们需要向家庭、社区或社会证明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因为不管是家庭、社区，还是社会，都倾向于把我们引入传统的成功模式，如果这正是你想要的，那么这种想法并非坏事；反之，你会有受到束缚的感觉。
《三重因素》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不应以族裔（文化群体）来划分，而应该个别对待，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也有人认为“成功”的定义太狭窄，当了医生律师是成功，那么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呢？
还有人对这三个特征有异议。他们认为强烈的优越感也可以造成太大的自尊，在遇到不幸时会采取逃避的态度；强烈的自卑感也会使人自暴自弃。“冲动控制”则会造成人的消极心态，屈从于别人的期望，而不是去过自己的生活。
蔡美儿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访谈中说：
“如果你要问我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非常简单，成功就是实现目标，不管什么目标都可以，比如写小说、拍电影、或者成为一名医生…… 有得必有失，仔细想想你就会明白，要想获得动力，就得先缺少些什么，这样才有力量来推动你。如果你感觉自己已经十全十美，你就会无欲无求…… 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探讨如何把两方面合理地结合起来，使人们既能发展自己、达成目标，又能过健康、快乐、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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