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男人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婚姻和事业可以两者兼顾，到底是爱情第一，还是事业第一，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女人，人们总是宁愿祝福她们生活幸福，而非事业成功，为事业而放弃爱情婚姻的女人，即便事业成功也往往被贴上寂寞孤苦的标签。可是女人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才能和事业就一定会幸福吗？无数的事实证明，丈夫背后的好女人们有一天忽然发现男人看自己的目光如此呆板平淡，全无曾经的赞赏和爱慕，自己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平淡无奇的附属品在婚姻的保险箱中自动贬值了。此时，女人年华逝去，才情不再，虽然后悔着曾经的牺牲，却也无计可施，唯有任命这一条路可走了吧。好歹婚姻是枷锁也是保障。

女权主义者们显然不能满意为人妻为人母的附属角色，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没有婚姻呢？如果女人独立自主依旧保有事业，同时也和男人一样兼顾着爱情，这样就可以拥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了吗？面对这样一道高难度的命题，最富于挑战精神的是萨特和女权运动之母西蒙波娃，他们向世界宣告终身不结婚保持情侣关系，不用婚姻去绑架爱情，因为真爱必须是伟大的，真挚的，自由的....

爱人之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的爱都有排他性，占有欲是爱的明确标志，但萨特和西蒙波娃似乎要用自己的经验去证明世间存在一种真爱，就是给对方空间，给对方自由，不用契约去捆绑对方，不用围城去囚困对方....爱应该存在于两个独立的人之间，你做不到是因为你不够宽容，不够自信，不够无私。所谓无私就是指那种不计得失，不占有，不嫉妒。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我也一度被西蒙波娃的勇敢坦诚所震撼，敢于不要婚姻的女人一定是非常自信的吧？直到我查阅书籍，发现了硬币的另一面，传颂在世人口中的自由之爱只是被断章取义的传说，真相其实非常痛楚非常丑陋：

曹长青的《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中对莎特和波娃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的阐述：

“萨特和萨特和西蒙波娃在相爱初始就定下原则，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是本质的爱（essential love），与此同时，他们各自可以体验和他（她）人的偶然情爱（contingent love affairs），条件是两人要相互绝对坦诚，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出於女性本能，西蒙波娃对这种做法一开始就有所畏惧，但是在理性和理论上接受，加上对萨特的一往情深，所以答应了。在准则定下之後，萨特首先付诸实现，并坦然地和西蒙波娃谈论他的女人们。

面对这种情形，西蒙波娃在第二卷自传《鼎盛人生》（The Prime of Life）中写道：「在我这方面是没有嫉妒的┅┅我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个原则，那就没有困难接受这个事实。」但这完全不是西蒙波娃的真实。在她毫不讳言是根据自身经历而写的第一本小说《女宾》（She Comes to Stay）中，女主角在无数次理性和感性的挣扎、妒火和原则的冲突中痛苦不堪，最後把她的情敌杀了。而且是完全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做的，小说这样结尾：「『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了』┅┅她选择了自己。」

为了实践「各自可以体验和他人的偶然情爱」的理论，西蒙波娃在一次到美国的旅行中和芝加哥的作家艾格林（Nelson Algren）相爱，并给他写了後来发表出来长达五百多页的情书。她在信中写道：她有「使自己幸福的天才」。但真实并非如此，她的美国情人不仅没能使她缓解对萨特情妇们的妒嫉，反而更增加了一层困扰。

尽管对描述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当有保留，西蒙波娃在她的几部传记中还是经常流露出她和萨特关系的痛苦。她多次提到经常喝酒，经常泪如泉涌，或突然无法控制地痛哭，随後是长时间的情绪低落、沮丧，觉得周围一切都是灰色的，毫无生气。由於萨特定期去见他的其他女人，西蒙波娃写道：「和萨特分离总是令我非常痛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长时间地哭泣。」 

难以想像这个曾被《纽约时报》称为「女权运动之母」、这个令无数女性羡慕、佩服的榜样，竟常常如一个小女人般可怜。她的经历无法不给人一种感觉，她本人是她那种女权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只不过她用巨大的理性克制了自己。她说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种样板式的经验。於是为了成为样板，为了实践一种理论和设想的生活方式，她宁肯忍受巨大的痛苦，宁肯扭曲自己。

西蒙波娃这种情愿牺牲自己的情感，也要满足萨特情欲的做法，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感激。但事实是，她不仅摧残了自己，也害了萨特。正是在西蒙波娃的耸恿下，萨特才坦然地、理直气壮地放纵自己，最後把男人的自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西蒙波娃是负有相当大责任的，她扮演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怜的角色。 

她不仅容忍、耸恿了萨特的女人们，甚至帮助拉皮条，勾引自己年轻的女学生送给萨特。在和萨特关系的痛苦和沮丧中，她试图从女人中寻找情感安慰，和萨特的女人们发展同性恋关系。但这种荒唐的关系不仅没能给她带来解脱，反而更把她拖向痛苦的深渊。

而萨特也净找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要那种被崇拜的感觉。他自己对需要各种女人的解释是：「敏感和智慧不能分割，敏感是智慧的一部份」；他「希望从女性那里得到男人在成长过程中失去的敏感」。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但他似乎忘记了，敏感不只是指自己对外界事务的感觉，还包括对他人的理解。虽然西蒙波娃拼命努力去理解萨特，而萨特却从未理解、甚至从未想过去理解那个和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女人，就更别提其他女人了。萨特的做法是左派的典型，他们总能拿出各种听来满是那麽回事儿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和实践无论怎样脱节，都无关紧要了。

在这些和女人们的关系中，萨特和绝大多数男人完全一样，要满足的只不过是男人的征服欲、肉体快感和被女人们宠着的得意。但这两个所谓的哲学家，硬要从这里面解释出各种意义，西蒙波娃更是拼命努力地要去理解萨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独特」，并为只有她能「理解」萨特而自得。谁知道萨特的其他女人们是否也或多或少地持同样想法呢？

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性成了效仿西蒙波娃的受害者。好莱坞影星、美国女权主义分子简．芳达在她最近出版的自传《我迄今为止的人生》（My Life So Far）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她怎麽帮助第一个丈夫找情妇、和妓女一起伺候丈夫的经历。这个「疯」了一辈子、现在政治上仍继续左疯的、离了三次婚的近七十岁的简．芳达，唯一在情感问题上开始醒悟：表示羡慕那些维持了一辈子婚姻的老人，遗憾自己没能有一次维持了五十年的婚姻。

左派们首先害了自己，然後害他人、害世界。西蒙波娃是个最典型的代表，她首先害苦了自己，其次害了萨特，害了萨特的其他女人们，然後他们一起害死了无数崇拜他们「高智商」、要模仿他们生活方式的年轻人。 

西蒙波娃在扮演著女性「样板」的角色、不和任何一个萨特的情妇公开决裂的同时，绝对没有忘记报复她们。她在自己的五本传记中，（除第一本描述少女时代的之外）对萨特的女人们极尽嘲讽、挖苦和贬损。萨特死後，她出版了萨特给她的信件，把其中萨特对别的女人的议论，从性、爱、相貌，到年龄、智商等等，全都一古脑地倒了出来。她在传记中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同志和战友般的关系使我们足以嘲弄我们和任何其他人的关系。」萨特对西蒙波娃说，「我和你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和其他女人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萨特还多次跟西蒙波娃强调，她是中心，其他女人只是边缘。这些信件发表之後，令好几个萨特的情妇愤怒至极，她们意识到自己成了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

开放式的男女之爱，无私的只是表象，两者中爱得更多的那一位，付出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牺牲了却没有赢得战争的成果，一定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伤心，爱得绝望又辛苦。自由的灵魂喜欢追逐无限的宽广，受宠的爱人无限度的滥用自己的权利，无视对方的感受，这样的爱是自私的也是悲伤的。我想萨特其实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否则他怎会无视西蒙波娃的愤怒呢？顾城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否则怎会不在意谢烨无言的怨恨？

作为女权运动之母的西蒙波娃自得地宣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同志和战友般的关系使我们足以嘲弄我们和任何其他人的关系。」，她或许没有发现自己只是站在一群情敌的最上端自欺欺人。为了那个专宠的男人，她依旧是一个附属品，没有界限和底线的自由只会毁掉爱情，终身情侣或许是个贪婪的伪命题，如果是真爱，为何不敢给予承偌？

在终身情侣的实验中，被世人掐头去尾只讲故事的前半段，被用来夸大伟大爱情中的包容和大度，也被用来为人性中的滥情做借口，但事实上唯一能说明的是这样的爱情不平等，一个人太无私必定纵容了另一个人的太自私，所谓的终身情侣，终究不如一夫一妻制来得磊落有担当。

越是真爱越需要缰绳，愿意为爱着的对方约束自己，那才是爱的表现，因为爱所以克制，因为爱所以守诺。爱的无私不在于过渡挥霍自己的欲望，使用自己被宠爱的权利，而是珍惜那个爱自己的人，也全心全意的去爱对方，投入自己的感情。爱的无私表现在不过度索取，留给对方成长的空间，但同时也不能放弃自己，过分依赖对方。爱是两个人的行军，彼此照应，相互关爱，适当妥协，在同一片天空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