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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还是大米：祖先种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网络上对《水稻、小麦农业可解释中国内部显著心理差异》一文的概括。文章发表在顶尖杂志《科学》（5月9日）。作者是托尔汉姆等几所美国和中国名校的学者。有中国科学家赞许说，“从实验结果来看，文章确实很有力地验证了作者的观点，得到了一条很完美的‘南北方人耕作习惯—文化性格’相匹配的曲线。”（搜狐网）
文章用实验和统计模型解释文化，结论新奇、方法独特。正因如此，疑问也颇多。在接受大米理论之前，似有澄清之必要。
大米理论
作者论证说，水稻耕种和水利灌溉比小麦耕作需要更密切协作和加倍的劳力投入。此种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不同。南方水稻区人们相互依赖，形成对事物整体性思考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克己睦邻的处世态度相辅相成。而整体性思维、重群体轻个人倾向，抑制了创新力。与之相反，中国北方的小麦等旱作物耕作，只需单干，那里人们偏向分析型思维，具独立精神，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理论立足于多个文化要素的有机、整体联系－分析思维对应个性张扬和高创新力；整体思维对应集体精神和低创新力。换言之，理论要求作者提供的多组数据，具有统一完整性。
文化，人群属性还是地域特征？
大米理论逻辑简明。但证实它，却牵涉一个不易问答的基本问题：文化是一种地域特征，还是人群属性？ 从表面看，这不是问题，作者也做出了明确回答。文章开宗明义称，大米理论不仅适用于耕种水稻的人，而且适用于水稻耕种地域。作者补充道，就算多数人放下犁锄，水稻文化仍然源远流长。简言之，“你不必种稻，也能承袭水稻文化”。
从文章整体看，作者强调文化的地域特征。作者特别指出，水稻耕作受制于气候地理。地域文化不以人口流动而根本改变。但文化既是人创造的，又只能通过人群的思与行表现。相对地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静止，人群是万变的。作者在文章末尾似又强调文化由人群承载、随之流动。作者举例说，移居美国的苏格兰爱尔兰裔，二百余年几代人保存其文化传统。这样说来，从活动的人群那里测量地域文化特征，好比度量流水，是很困难的。
因此，研究者从南方居民那里得到的文化指数数，并不一定就是水稻文化。反过来说，研究者做出的水稻文化假说，可以从南方不同居民群体中拼凑得到。
农作物数据
中国南北方农作物和耕作方式不同毋庸置疑。这方面，托氏等引用的数据定义明确，可信度较高，统计方法（耕地面积50%以上为水稻区）也大致可行。作者使用等级线性模型，计算控除现代化等其它文化假说，也更凸显了农耕与文化要素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对照病原体理论，似没有必要。由于地方流行病对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很多观察事实和研究支持，否定病原体理论并不能加强大米理论。
文化差异指标
相比农作物分布数据，托氏等的几项文化指标数据可信度低。特别是，几组数据间相互关联性弱。作者通过心理实验方法从数量不等、分布在六个地区的大学生中，测试三类文化指标。1.认知方式（文化思维）：2. 隐形个人主义；3.朋友/裙带关系。测量这三类文化差异，而不是其它，依据何在？依据是美国近二、三十年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见Charles E. Nisbett《思维的地理学》2003）。大量实验和观察研究表明，西方人特立独行，倾向分析思考，善于发明创造；东方（主要东亚）人，倾向集体主义，整体关联地看事物，创新力弱。两类文化差别源于包括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在内的差别。
托尔汉姆等在文化指标的选择，测试方法等方面承袭了上述研究是显然的。托氏等的“新贡献”主要是，第一，两种农耕方式（水稻或旱作物）而不是农耕和游牧生产方式差别，导致两类文化差异；第二，中国南北差别类同东西方差别。
认知思维差异
大米理论的首要测试指标，是中国南北方人认知思维差异。研究者在中国六个地区选取了1000多汉族大学学，测试他们的思维倾向。这项测试的样本最大，统计误差较小。测试方法是给三个相关词汇配对。如“火车”、“汽车”、“铁轨”。被试者主观判定哪两个词语为一类。以事物属性分类的（如火车-汽车），偏向分析型思维；按事物功能分类的（如火车-铁轨），属于整体型思维。
这种测试曾经被多次使用。实验方法的可行性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所得数据的分析，以及数据的含义。托尔汉姆等发现，中国南北方学生的认知思维差异的确符合研究设想。文章附表显示，南北方（学生）认知差异与所属不同耕作区域存在相关性，即非偶然关联。文章附录给出六个不同测试地区南北方学生认知差异的百分比数。北京测试区的南北方学生认知思维方式相差5个百分点。的确，北方学生较多分析思维，73%；南方学生多整体性思维，78%。其它几个测试地区南北学生这方面差异略大。但由于北京学生样本最大，且来自各省市，所以比较有代表性。
从这个数值来看，中国南北方学生认知思维差异远远小于东西方（东亚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差异。东西方差别B=0.78。中国南北方差别B=0.38。托尔汉姆等承认水稻、小麦差异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南北方学生的认知方式差异。这仍然是个非常含糊的说法。不妨比较一下其它相关实验的数据。美国和东亚4岁孩子辨别物体形状和制作材料的测试，显示高于66%以上的美国孩子以形状辨别物体；日本孩子以材料辨别物体。测验差别差高于33%。美国和日本成人文化差别测试，相差的幅度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认知思维文化差异的多种测试显示，西方并非一个整体。东方也存在地区差异。一般来说，美国学生和东亚学生（中国、韩国、日本）是分析和整合思维类型的两个极端。欧洲学生、亚裔美国学生居中。从哲学体系来看，欧洲人更倾向于整体综合性思考。欧洲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多建立宏观理论体系。美国学者重分析，多致力营建中间层次的理论。
从多种测试数据看，欧洲人与美国人在认知文化上的差异约略等于他们与东亚人的差异。欧洲人与美国人认知思维的差异显然不能用耕种方式差异解释。
认知思维的稳定性
托尔汉姆等在文章中宣称，大米理论不仅适用于耕种水稻的人，而且适用于水稻耕种地域。就算多数人放下犁锄，水稻文化仍然源远流长。“你不必种稻，也能承袭水稻文化”。在文章末尾，托尔汉姆等援引美国苏格兰爱尔兰裔移民保持其文化传统二百多年，相传几代人作为例证，说明文化（要素）的稳定性。
显然，托尔汉姆等这里没有用“分析”思维，也没有用，“如果A是真实的，那么非A就是伪的”。在文章开头，作者认定文化是地域的，所以他们确定测试学生文化传统时，主要看他们在哪里长大。那么，美国移民如何保持欧洲（或亚洲非洲美洲）等祖先文化？事实上，文化现象复杂在于，交流融合伴随守护传承。
深层次文化（认知思维）稳定性远远超过浅层文化（如饮食穿着）。前者往往是无意识的，后者是日常工具性的。即便是认知思维文化，在特定人群中，也没有多少稳定性。比如，托尔汉姆等的研究显示，福建测试区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水稻省份，但许多学生偏向分析型思维）。作者解释说，这也许是因为测试学生多为理工科的原因。看来，水稻的深层持久影响力，并不那么神奇，很容易“褪色”。
从统计学角度看，个体和小地域文化是多变的；大规模人群和大区域文化的差异是稳定的。换言之，用统计来建立一个理论，选择度量单位是关键。认知思维的显著差异，在东西方大地域比较上，非常明显，也有意义。但在中国南北方，差异不仅不明显，而且意义不大。（会面我们会分析，中国南北认知思维差异不能直接影响其它浅层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南北方移民迁徙、南北方人通婚等不停地“稀释”“融合”文化要素，特别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认知思维。这和历史上东西方长期的隔绝不同。
隐性个人主义等实验
中国南北方学生在认知思维上的差异，是否表现在其它文化层面的差异上？托尔汉姆等的数据显示，是的。实际上，隐形个人主义实验和如何对待朋友的实验，可信度更低于认知思维实验。
隐形个人主义的样本（515人），远远小于认知思维测试学生数量（1019人）。平均每个省18个学生，通过画圈显示自我中心意识，研究者从而判定一个省，乃至中国南北方的个人主义倾向？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研究者没有给出数字，说明有多少学生做了包括认知思维在内的两项测试，以及这部分学生中有多少给出了与大米理论不符合的“矛盾”答案。即，有多少分析型思维的学生，隐形个人主义倾向很弱；有多少整体型思维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隐形个人主义？没有这个数字，我们就算看到南北方整体显示两组数字符合研究假设，我们并不知道交叉矛盾选择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大米理论。
此外，作者自己提供数字说明，中国南北方隐性个人主义的差别，相当于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差别（跟水稻无关）。北方学生总体把表现“自我”的圈，画的比“他人”的大1.5毫米。相比之下，美国人笔下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6毫米。欧洲人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3.5毫米。而日本人的“自己”比“他人”小，相当于中国南方人。也就是说，如果比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隐性个人主义差别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如果比较中国南北方差异，就不显著（特别是考虑到样本数小的带来的统计误差）。
朋友/裙带关系测试的样本更小（166人）。和隐性个人主义一样，我们不知道对待朋友特别友善的（水稻文化）是否也是整体型思维（水稻文化）。
学生以外人群的文化
至此为止，所谓南北文化全是大学生的“纸上谈兵”。作为文化理论，总不能停留在虚拟推算的水平上。托尔汉姆等统计了各省的离婚率和创新专利的数量。这两组数据涉及人群广大，且从现实生活中得来。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数据和实验得来的那些数据有本质差别。离婚和专利数据是以“省”为单位的。实验得来的认知思维等数据是个人的。以省为单位的离婚率，当然混杂或约略掉了离婚行为的个人因素。此外，离婚和获得专利人群，跟学生—即表现出认知思维等文化倾向的群体--完全无关。大米理论需要的几项文化指标的“共生性”只能从南北方总数据中“推导”出来。各项数据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比如，离婚率。从南北方总体和多数省市情况看，中国的离婚率高低和小麦、水稻地区大致相关。但从单个省市看，例外很多。如，江西省（水稻区）和河北、河南省（小麦区）离婚率大致相当。湖南（水稻区）和山西、甘肃（旱作物区）相当。
再看专利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大米理论暗示的离婚率和创新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极弱，甚至根本不存在。北方离婚率最高的，主要是东北三省旱作物区。文章提供的统计数字，没有标明来自东三省的有多少。文章只是说，截至2000，（调整GDP因素后）北方专利获得数高于南方30%。由于获得专利的，肯定没有多少学生。所以，谁能知道获得专利的那些人，是否真的多具有分析型思维。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在北方省市获得专利的，是不是南方长大的，或相反。
余论
统计学家Robert P. Abelson写道，统计乃论辩之术。（《统计：有章法的论辩》1995）用统计数字立论，必须建立几组数字之间的紧密关联。理论不能由互不相干的概念和数字构成。所以，托尔汉姆等要找出另外多组数字，说明它们与农耕类型→思维方式间的关联。大米理论试图表明，耕作方式→认知思维；耕作方式→个人/集体主义；耕作方式→离婚率/发明创造。研究者认为，文化的各种表现由特定农耕方式有机、逻辑地联系起来。可惜，作者给出的数据是拼凑出来的。数据间没有可信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各种数据来自不同的测试样本。
问题解决办法之一是跟踪研究。如果说那一千多名学生的测试结果得以妥善保存。将来，若干年后看他们中哪些人的行为和成就真正能够符合大米理论的预测：个性独立的，倾向于分析型思维，也相对更富于创新能力，等等。这也许是过于苛刻的要求。但舍此，怎么能轻易接受大米理论？
也许，托尔汉姆等使用的“科学”方法，根本就无法推进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数学模型导出的理论，其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研究现象的认识程度，而不是模型在数学和统计上完美与否。天气预报之所以远远比地震预报准确，是因为科学家对气候比地壳运动知道更多。在目前水平上，地球内部的压力变数，不是测出来的，而是根据过去地震数据统计出来的。所以，目前为止地震预测数学模型没有多少用处。同理，实验室里测验出来的文化思维，跟农耕者的思维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完全无关。建立在对文化无知基础上的模型，数学上再完美也只能得出可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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