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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批斗，撤销副总理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撤未？，不详），级别和薪金不减。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保留，但 彭德怀几次不与会，后来何时免去，不详。彭德怀吃喝随意（后来直肠癌后，另论），后来彭自愿将工资大部分缴了党费。
1967年1月，贺龙被诬告受审查。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卧佛寺象鼻子沟一栋平房里住下。一直到1969年6月29日病死在301医院（到医院仅6个来小时）。贺龙的伙食标准开始每月约80元（日均近2.7元），相当于6个战士的总和。过了一段时间，贺龙给毛主席写信，想少吃面多吃点大米，调剂一下伙食。毛主席收到贺龙信后，专门批示给中央有关部门：
贺龙过去有功，要照顾安排好贺龙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费标准。
“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天， 等待了10天自我坦白，不见动静 之后，1971年9月24日早晨8点30分，
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又三个月。
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应给改善伙食。
黄永胜 襟怀坦荡 心里无鬼 胆里有种 敢于直言所欲
据说
毛泽东接信后批示 ：
黄、吴、李、邱 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
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邱会作后来说，这一时期的伙食，比他在总后机关和西山家中吃得还好，
只有喝酒一条，周恩来没有答应。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伙食仍是一天1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
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
【当时连队干部战士每人每月伙食费是13.2元，几年后涨到13.45元。每日平均4毛来钱。4大金刚日伙食费实际可能高于1元。】
 
陈伯达是在 1971 年 9 月 13 日深夜,也就是 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初到秦城，绝望的陈伯达把住囚室门口不肯进去，呼喊了一句“我救过毛主席！”（指1948年春天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期间遭到特务高密，敌机来轰炸之事。）陈伯达入狱后生活有一定优待，主要是在伙食上，享受过每月60元（2元/日）的标准，“比家里吃得还好”。---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期间，陈伯达的优待被中止，搬入一排平房单身囚室居住，条件比以前差得多。）
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关心贺龙，要求照顾好，每天按时向团师卫戍区汇报。连队派一名炊事班副班长专职为贺龙一个人做饭。这个副班长炊事技术很好，连首长专挑的。专职为贺龙采购食品。
贺龙的伙食费开始每月约80元，连队干部战士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是13.2元，三年后才涨到13.32元，后又涨到13.35元，十年后涨到13.45元，算是涨到顶了。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好几年。每个月长0.1元时，连队还专门召开了全连大会，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说贺龙当时每月的伙食标准相当于6个战士的总和，生活很好，每顿至少二菜一汤或四菜一汤，一荤一素或两荤两素。每顿饭做好，警卫连换班到连队吃饭，副班长只做不吃，只尝咸甜酸辣味道。
过了一段时间，贺龙嫌面食多，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是南方人，爱吃大米，伙食调剂一下。毛主席收到贺龙信后，专门批示给中央有关部门：“贺龙过去有功，要照顾安排好贺龙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费标准”。这个批示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对所有老干部都要照顾好生活。
毛主席批示后，贺龙的生活更好了。连队专门研究制定了贺龙每周食谱，基本上一周不重样，顿顿都是四菜一汤。有时吃不完，副班长想吃又怕违犯纪律，就用小桶提着当泔水喂猪了。哪里有贺龙临死说“想吃猪耳朵"这回事？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猪肝猪蹄子，哪一样都不少。
副班长经常征求贺龙的意见，他说想吃啥就弄啥。一个月200元，他一个人相当16个战士的伙食费。当时猪肉每一斤0.5元，贺龙的伙食好到天顶上去了，酒是好酒，成瓶子放着，想喝就喝，现成的。茶叶是龙井茶，配了两个暖水瓶，喝不完晚上洗脚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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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9日，周恩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致词。
无意中发现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说,1933年蒋介石手下高官熊贡卿对贺龙劝降,贺龙对蒋介石有通敌叛变行为。尽管事实是贺龙当年按军法处置了熊贡卿,但在此刻,贺龙和薛明却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贺龙如实交代1933年如何跟熊贡卿谈判,参加谈判的人有多少,最后达成什么协议等问题。
薛 明:他看了这个信气得直发抖,说北伐之后我当二十军军长,高官厚禄我不要,一切都为了革命。我知道从旧社会出来就是要搞枪杆子,我当时是为了穷人,为了杀富济贫,以后托起枪杆子来,我觉得这个枪杆子应该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才有出路。只要能够允许我革命,我连人带枪都交给共产党。我家的很多人都被国民党杀光了,屋也烧光了。我姓贺的这个家族除了我这一家,还有贺锦斋、贺桂如、王炳南等,他们全部都为革命牺牲了。我家里、本族,家乡桑植县那一带多少湘鄂系的老同志,为了革命都牺牲了,谁不知道我?!我在一旁看着他,他把这个信往桌子上一甩说,坏蛋林彪,你们这些人不得好死,我看着你们肯定没有好下场,你们造谣、编造假证据,即使将来你们手里有证据,也一定是假的,是无中生有的!他拿起笔来在上面写:“冤枉,冤枉!”他说,以后枪毙的时候只要不堵着我的嘴,我就喊这两个字,叫我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贺龙冤枉!
1967年1月11日元旦刚过,“打倒贺龙”的标语和口号纷纷出现在大街上。深夜里,走投无路的夫妇俩走进西花厅。
几天后,周恩来来到贺龙和薛明的住处,与贺龙正式谈话,一同来的还有李富春。
薛 明:这个谈话是贺龙没有想到的。总理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跟你扼要地谈几句。林彪同志反映,说你到处伸手,背地里散布他历史上的坏话。贺龙一听就有点发毛,再耐心听下去,说是关于海军、空军、总参、装甲兵、工程兵他都伸手。说林彪同志讲了,现在毛主席还在,百年之后毛主席不在了,他对你不放心。贺龙叹口气很无奈地说,总理,这是从何说起呢?
周总理说,我给你换一个地方,你好好地休息,毛主席不是还当你的保皇派吗,我也当你的保皇派,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读读书,练练字,刚开始你可能会不适应,但以后你会适应的,以后还可以联系嘛,你要什么东西,可以通过我给你送,家里你就不要管了。
周恩来最后与贺龙握了握手,离开了。留在客厅里的贺龙,感到一切都来得太突然。1966年9月5日,毛泽东要见贺龙,见面中,毛泽东拿给贺龙一封揭发他私藏进口小手枪用来暗杀毛主席的信。贺龙面露愠色,从衣兜里掏出雪茄、火柴,将火柴举一举说:我手指不灵活,连打火机都用不了,我哪个时候身上还带枪?毛泽东笑着宽慰贺龙说:你不用怕,我是你的保皇派。没想到半年之后,贺龙与薛明却被带上一辆吉普车,前往西山军事要地。
迫不得已与薛明前往西山
薛 明:那时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我记得是阳历的1月19号。吉普车开起来,四周都是风。我摸摸贺龙的手,冰凉冰凉的,我一直摸着他的手。到了房子里,房子到处都是灰,当时正在刮大风,但就是不刮风,那个房子也没打扫,厕所也很脏,进不去。
习惯了带兵打仗的贺龙,初到西山还主动与看管他们的战士交谈。但是,即便是这里的小战士,也懂得要遵守纪律,不能随便与首长攀谈,贺龙常常心情抑郁地在屋里踱步。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西山,过了几个月后,秋天到了。
薛 明:十一以后就是深秋了,他说哎呀,我想起一件事,总理不是说等到秋天来接我吗,现在到了深秋了,你发现了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望着山下,老觉着要来人接我了,为什么不来呢?说来接我,说得很诚恳,到了秋天就来接我,我相信总理会来接我的。可是现在没有来,既然没来,我觉得他们可能把我的问题看得更严重了。
1968年初,贺龙坐在书桌前读《毛泽东选集》,一直陪在他身边的薛明发现,今天的丈夫有些反常。
薛 明:他一直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画,一直画,不知道画了多少道道。特别重要的上面画勾的,画圈的,加蓝杠的,他了解的,他要说的,都画满了。我一直看着他,他想说话,可是口齿已经不清了,我说你说话,说话嘛,你怎么不能说话了?我就给他解扣子、解腰带,叫他靠起来,后来找到一个血压计,给他量了量血压,还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我还给他看了看瞳孔,我说你可说话呀,你什么病啊,你快跟我说。他看着我,直发愣。后来我马上拿起一个月份牌,月份牌上面有个毛主席,我说你还认识他吗?快,快说,他是谁呀?他拿起他的红蓝铅笔,在空中写“毛”。我心里知道,他神智是清楚的,但是语言已经不能表达了。
贺龙被送往301医院。一个人留在西山的薛明担忧着贺龙的生命安全,绝望之际,她提笔向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几天后,脱离生命危险的贺龙,被送回西山,知道薛明写信给总理,贺龙摇了摇头。
薛 明:我对他说,这七天我一直等你,没事情干,就给总理写了封信。他问什么事情写了封信,我说我跟他要药,改善生活条件。他说你不该写这个信,这是什么时候了,1968年了,我出来的时候,是1967年年初啊!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这个问题,已经落在林彪手里了。你的信他(周总理)可能看不到,也可能会看到,但也要转他(林彪)的。他已经不能处理问题了,你不是转到林彪手里了吗?叫林彪一看,这贺龙向我要药了,为几颗药我值得吗?向他要药,我贺龙为了几颗药向他低头,这你错了!
在去西山之前,贺龙已经身患糖尿病。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但是到了西山后,看管他们的士兵每日只给两个人一搪瓷缸子水。为了克服缺水的困难,贺龙和薛明只能拿盆子接天上的雨水止渴。水荒过后,饥饿又变成了主要矛盾。贺龙的糖尿病让他容易饿,必须经常补充食物。但西山上却没什么菜可吃,每日每餐都是半盒糙米饭加半盒水煮白菜。此时的薛明不敢离开贺龙半步,她担心自己就是去地下室的厨房做饭,贺龙也会随时发生不测。
薛 明:天气凉了,有一天贺龙说,你去拿一颗白菜,给我做泡菜吃好吗?我就让他跟着我一块去拿,我不放心他。他有时候站在外面哪怕说一句话,叫一声“薛明”,只要能让我知道他在我身边,我就安心了,我怕我离开他一步他就会发生问题。白菜拿上来,我说我不会做泡菜啊,他说先搁盐,或者是把它弄成酸的味。我问那是先搁盐呐,还是先叫它酸呐,他说你想办法,反正我要吃上家里老聂给我做的那个酸菜味。
西山上的薛明,虽然无法在贺龙的鼓励下做出美味的四川泡菜,但她心里知道,这是贺龙鼓励她继续生活下去的一种方式。
尽管被幽禁在西山,贺龙每天仍然阅读《毛泽东选集》,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多。当贺龙在精神上找不到答案的时候,1967年2月在西山外,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怒斥江青、康生等在文革中制造冤假错案,迫害老干部。在这次正面冲突之后.毛泽东批评了“三老四帅”,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又掀起了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此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被要求休息一下,而西山上的贺龙,却无法再休息下去。
有一天,站岗的士兵忽然冲进他们的住处。士兵佩戴着枪支,手叉着腰,对贺龙和薛明说:现通知你们,红卫兵要冲进这个地方来抓你们,你们赶紧进防空洞。贺龙说:来吧,欢迎!说话间,其他看守的士兵随即拿走了两人的生活用品和被褥。贺龙不仅不肯离开,还抽起了烟。
薛明:站岗的士兵说,别抽烟了,你这种烟有一种特别怪的味,闻着这种烟就知道是你。贺龙说你们怕烟?说着又猛抽几口,满屋子吹,烟气更厉害了。他说我就叫你们闻,闻着叫你们来找我,我贺龙就在这儿,我不怕,我都没有抽烟的自由了?马上又大口大口地吸,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说看见我的烟头了吧,贺龙就在这儿,找吧。其实当时他就是要告诉我,要坚持,坚决不能进洞,进了洞他们把门一关,让你喊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
屋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但是屋外一场来势凶猛的风波却自动平息了。接下来贺龙和薛明被告知管钥匙的人已经走了,之前被拿走的东西不能退还。那几天贺龙和薛明只能睡在光板床上。
尽管生活艰难,但两个人认为,只要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希望,最让他们担心的就是把两个人分开。他们越是担心,看守人员就越经常放出话来要将他们夫妇分开。突然有一天,屋外有人敲门,叫薛明出门去配眼镜,薛明借故要取原来打碎的镜片,转身回屋与贺龙告别。
薛 明:贺龙这时候把手伸出来说,时候到了吧?时候到了,再见!我看出他有点动情了。外边士兵一直在喊“出来,出来”,我就对他说我先出去了。出去后我还是不放心,就说不行,眼镜架我没带呀,我要回去量尺寸。我是想看看他有没有事,如果没事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我知道当时他舍不得我走,我还能不能回来,我们谁也没有把握。他见我回来,就说你快走吧,我自己都会处理。我说你下床的时候注意穿鞋,因为他那脚缝里一直出血,鞋提不上去,他说没事没事,我拿着眼镜架就出去了。
两个人本以为这次分开便是永别,但是薛明很快就又被带回西山。她看到贺龙把被子叠得整齐,地扫得干净,绳子上还挂了自己洗的衣服,贺龙对薛明说:我让你看看好放心。
在去西山之前,贺龙与薛明的子女已经不再被允许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了。1967年1月贺龙在去西山的路上与警卫员杨青成告别时,一再嘱托要照顾好他的孩子们。在西山住了两年半,贺龙和薛明始终没有见过孩子,也没有任何关于孩子们的消息。
薛 明:当时担心的不是他们过得怎么样,而是生死不明啊!我们都想孩子,但两个人都不敢说,因为说了会太难过。后来有一天在台阶上,我发现了一封敞口的信,上面写着“爸爸妈妈”,下面写着贺黎明。我拿起来自己都没看里边是什么事,就赶快跑到屋子里去给贺龙看。那时还是1967年的时候,我说孩子们来信了,你快看看!来信了,谁的谁的?这一看,才知道是幺女来的信。信上说爸爸妈妈,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们现在到船上去劳动了,八级台风他们都不晕船,他们劳动得很好,跟劳动人民在一起搞搬运工作很好,你们放心吧!我知道了我的孩子们都还活着!贺龙把这封信放好,等他一想孩子的时候就拿出来念一念。从这封信他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封信,以后写的信就都不知道去哪了。
缺医少药 在西山的最后岁月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贺龙被排除在九大之外,九大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列入新的党章。此后,西山上的贺龙与薛明不仅少水缺粮,连不多的一点药品也被没收了,贺龙的腿越来越没有力气,常常无缘无故地滑倒。《看守日志》上记录着,1969年5月6日,贺龙连续摔倒七次。6月8日上午,贺龙忽然一张嘴大吐不止,薛明慌忙去找医生。
薛 明:早晨发现的呕吐,到了晚上医生才来。医生来了也不问病情,就乱七八糟地把他们的工具架起来准备输液。我就告诉他们要注意查一查他的尿糖、血糖之类的,但他们随即开了一个单子就送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化验不是送到医院里化验他的血糖及小便含糖的情况,而是送到了丰台药品检验所检查贺龙可能吃了什么。他们想给他定一个罪名——贺龙服毒,畏罪自杀。
折腾一番之后,医生和护士暂时离开,房间里只剩下了老两口。
薛明:他把眼睛睁开,问他们呢,我说谁呀,他说那些坏家伙跑了?你要提高警惕啊,他们要害死我,注意!你告诉他们,我死不了,我想睡一觉,睡一觉就完全好了,我就是觉着需要睡觉。后来他们催着说别磨蹭了,赶快去住医院吧。他说我去住医院,你呢?他把手伸过来,我说你有病需要到医院治疗,这个病会好的。他点了点头,把眼一睁又望着我,问你呢,你呢?我说我跟着你。最后他把眼睛闭上了。
战士们和医护人员把正在输液的贺龙移到担架上,往救护车上抬。薛明在一旁不停地叮嘱:慢着点,小心一点。但是让薛明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把贺龙抬上救护车后,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薛 明:我就这样看着自己的亲人上了救护车,慢慢地这个车子开走了。我抬起手来跟他招手,嘴里默念着:“再见,再见!”他就这样地走了。
1969年6月9日,早上8点55分到1 0点25分,医院没作任何抢救准备;10点5 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3点30分,医生开始会诊;15点04分,贺龙离开人世。当天晚上电闪雷鸣,天降大雨,此后每年的6月9日都是大雨。1967年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成立。四年后的9月13日,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终于讲了话,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了一面之词,这一年的6月9日没有下雨。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出席,在贺龙的遗像前,他没有按惯例鞠躬,而是深深地一连鞠了七个躬。周恩来握住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周恩来哭了,泪落如雨。贺龙永远地离开了,但在人们心中却留下了一面永恒的旗帜。
贺龙元帅的最后一日
作者：顾永忠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
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
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
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
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
当决定将贺龙送往301医院时，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知道，那是林彪亲信邱会作等人控制的地方，他去那里等于羊入虎口。
但医生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坚持把贺龙送院。
随后，有人拿进一副担架，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
这时贺龙微微睁开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薛明，点了点头。
谁知这对革命伴侣此次握别，便成了永诀。
救护车开出西山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的吉普一直跟在后面保持50米的距离。
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给贺龙输氧抢救。
8点多钟送到301医院14病区，这是一个普遍外科病区。
就在贺龙住院的前6天，他的亲密战友、人民解放军十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惨死在这个病区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在贺龙进院之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
8时55分，贺龙住进医院，到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
10时55分，贺龙血压下降到70/40，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
但医院的头头不允许对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参加会诊。
他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
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
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
从他神志清醒地住进医院到逝世，只有短暂的6小时零9分钟。
得到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专案组”大部分人员赶到301医院，就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二办”办公室主任秦某和“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经过商议后决定，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贺龙后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们的子女来向遗体告别。
专案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医院后，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向她讲述贺龙住院检查的经过。
她记得，医生对她说，贺龙的血糖1700，下午3时零9分死亡。
也就是说，从贺龙住进医院到死亡，才6个小时；血糖1700，比平时高出十几倍。
薛明不明白，“进了这样治疗和抢救条件完善，有那么多国内外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6个小时便造成死亡？”
“恰恰这6个小时正是他们没允许我在贺龙同志的身边，我也没听说他们给用过什么抢救的药品。”
301医院医生讲完以后，专案人员让薛明等着，他们还要去接贺鹏飞等子女来，一同去看贺龙的遗体。
薛明回忆说：“当时我坚决反对，担心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招。
他们告诉我，是请示了中央首长(听说是黄永胜)，是命令，非看不可。”
过了一会儿，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等子女也被接来了。
薛明由他们搀扶着，来到停放贺龙遗体的房间，他们来到贺龙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床单盖着贺龙的身躯。
只见他长长的头发，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紧蹙，两眼紧闭，眼角的清泪未干；脸颊消瘦，但依然那样刚毅；嘴巴微微张着，唇上胡须没有修剪……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父亲贺龙的子女，看到他们最亲爱最尊敬的父亲，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死得这样惨，悲愤交加，痛哭失声，都哭得像个泪人。
在同贺龙遗体告别后，薛明仍然被送往西山。
当天晚上，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
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不让人们知道贺龙之死的真相。
文章摘自 《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 作者：顾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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