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统计现代人最常光顾的地方，在西方，无外乎体育馆、健身房、电影院、剧院、心理诊所或旅游胜地；而在中国，则一定是桑拿室、美容院、休闲中心、广场、寺庙、瑜伽或气功班。若单从愉悦和放松的效果来讲，松弛身体不如充实精神，现代人最应该常去的地方，其实是旷野。

旷野，指远离都市，远离乡村，远离人群，甚至远离人类文明的自然场所。

人在旷野不仅能放松神经，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而且能获得智慧。我因为经常光顾旷野，并从中得到锻炼和启发，所以，我竭力主张推行旷野教育。有条件的人，最好经常独自走进旷野，什么也不要干，只是寻花问鸟，叹赏风月；坐观春云秋水，长空雁阵，静思万物明灭，天上人间。

然而，对旷野这样神奇而又独特的自我教育场所，现代人却很少涉足，除了“野合”，人们并没有主动进入旷野，孤苦自己、调节身心的意愿。

我经常坐忘求祷的地方

中国自从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一直把“野”看成是“朝”的对立面，进而贬低和鄙视与野有关的人、事、物、境。比如“野人献芹”、“村夫野老”、“野种”、“胡歌野调”、“稗官野史”、“闾巷草野”等等。

魏晋以降，中国特有的隐士文化，竟诞生了一套理论，说什么“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从所谓磨砺修心，苦练养性的角度，将野降低为小隐之地。这套妙论似道似佛，亦佛亦禅，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如果“隐”只是手段，目的还是让人不断世缘而能洗净心尘，跳出是非人我的纠缠不休，那么，“隐”实际上并没有大小之分，甚至根本不需要。既然人心只能在人情、人事中磨炼提高，当然也就无需脱离人境，玩什么“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了。

倘若“隐”本身就是目的，出隐就是让人避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远离利益纠葛和势力倾轧，那么，“市”与“朝”则根本达不到目的，必须退居山野，高卧林石。

中国文化的麻烦即在于，越远越古越清纯，一如镬锅，刚开始总是清水佐料各分明，越到后来越糊涂，因为烧煮的时间太长，添加的水分和杂料太多。其实，魏晋以前的隐世，就是单纯的指身离，通过身离来达致心远。后来，佛教和禅宗继起，直指人心，反而使人心更加复杂，更加多变，更难驾驭。

读《楚辞.渔父》时可以看出，屈原和渔父两人当时都在旷野，一个形容枯槁，行吟泽畔，另一个青蓑绿笠，鼓枻而歌。两人正是通过野遇而生出一段名传千古的问答。屈原说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而渔父则提出变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忽视环境对人的负面影响，过分强调人心的自省自悟和自我洁净能力，贬低和嘲笑山林桃源对人们身心静养的益处，抹黑、歪曲人在郊野的奇特表现，身在南山却不知“道”在何处，硬要搞出些生花妙行，如采菊、养鹤、垂钓、穿林、鼓琴、踏歌什么的，这其实都不是独往旷野，特立独行，避世离俗，成圣得贤的正道。

根据《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受洗后，曾在圣灵的引导下，前往旷野禁食四十昼夜，接受魔鬼试验。他后来又多次在众人拥戴的时候，转而离开众人，独自退到旷野或山上去祷告。

人在旷野，头上便是青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你一个人玉树临风，回眸四望，头接天气，脚接地气，最容易情感万物，心通有灵。

当此之际，人手建造的高楼大厦，一切有形之物，全都被屏蔽在地平线与白云交接处以外；车船飞机铁轨振动的嘈杂声，悉数被远隔在青山绿树那边；交通便利、饮食丰足的围城，文明保障的温柔乡，一下子变成了浮云神马。

在这样的荒芜环境中，人的头脑清醒如洗，恍若隔世，仿佛一切从头再来。被众人所迷惑的观念，被荣誉、权力和声色搅乱的心理，脱轨下道、偏离久远的使命和目标，在旷野，都能得到有效地矫枉与归正。现代人常患的抑郁症、自闭症、自恋和多动症，据传，也能在旷野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

三尺头上有神灵。有人说，独自祷告能带来很大的能力。中国人若能克服掉在旷野中无为有为，或者一味地玩花样放松身心的消极做法，修身修道兼求告，真正地学会交托，学会倾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则一定能在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社会，找到智慧的定海神针，让自己心安理得、物我两忘。

现代人最需要效法耶稣，尽管不必禁食四十昼夜，哪怕一昼夜也行，将纷繁复杂的环境和劳烦忙碌的工作放下，暂时退到旷野，在孤寂与静谧中聆听内心深处的呼唤，重新确定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当你行吟祷告完成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中时，你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效率，都会有所不同。

主动接受旷野教育，远比被动要好。尼布甲尼撒王因为狂妄，被上帝剥夺了王权，强行赶进了旷野，整整七年，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象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你愿意等到此时才进入旷野接受教育吗？

201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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