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安徽名人里面，我最敬重的只有两位：文人胡适之，武人孙立人。他们一个拿笔，一个拿枪，为迷茫苦索、多灾多难的近世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功名事、千秋事，可他们却都葬在弹丸之地的台湾岛，既没有雄伟如山的丘冢，也没有高耸入云的碑石，真正实现了“生前一张床，死后一抔土”的君子人生境界。2005年以后，我家的大本营漂泊到台北，所以，去台湾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而我最想率先参访的，就是我这两位乡贤的墓。

07年夏，在去台湾前，我特地请一位名气正在冉冉上升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字：智德兼隆，一代国师。“智德兼隆”，是蒋介石为胡适之题写的终评，而“一代国师”，则是我对胡先生的赞语，因为我觉得，和平建国时期国共两党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都在按照胡适先生所定的国策执政，称他为国师一点都不为过。由于行前时间紧迫，来不及装裱，所以，我就带着白纸黑字到了台湾。

几天后，我来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在参访胡适之纪念馆时，亲手把“智德兼隆，一代国师”宣纸条幅交给纪念馆的管理员庄女士。她高兴地接过条幅说：“这是本馆今年收到的最珍贵礼物。”为了表示感谢，她把纪念馆刚刚灌制完成的“胡适在台湾”纪念光碟回赠一份给我，并说里面有胡适演讲录音。我一听欣喜万分，以前所见胡先生的资料，不过文字图片而已，今天却拥有了胡先生的声像资料，实在太珍贵了，我庆幸自己是“狸猫换太子”。

在庄女士的指点下，我穿过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胡适公园，顺利地登上小山，来到胡适墓前。胡先生的墓园很小，与他一生对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贡献相比，实在不成比例。林语堂的墓，在自家庭院里，胡先生的墓，却围成一个小院。虽然我拜谒过很多名人墓园，但却从未见过如此简单，几至简陋的伟人墓园。 

寥寥几棵苍松翠柏，掩映着一个下沉式四方陵园，混凝土棺椁的四周，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碎石，让人想起日本禅院里的枯山水景致。显然，设计者有意要引导参拜人士在胡先生墓前禅悟、思考。我先是在墓园里转悠了好几圈，然后回到棺椁前，对着镶嵌“智德兼隆”四个大字的墙壁，恭恭敬敬地给胡先生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

胡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和胡先生的人生没有交集。想必胡先生不曾料到，在自己去世四十五年以后，会有一个晚辈后生不远千里，独自一人，专程来到他的墓前，跟他对话，向他鞠躬，极尽景仰、感佩之情。我由此反问自己，百年之后，会有人这样对我吗？ 

胡适之先生在思想、学术上像一把利斧，“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婚姻、道德上像一头骆驼，扛起对母亲、太太和天下朋友的责任，一丝不苟，无怨无悔，终生不渝；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上，又像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朽儒、书虫们骂他提倡白话文；党徒、政客们责他自由独立的思想和主张；女权、男权们笑他思想先进，行动滞后。毛泽东在发动清算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后曾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又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可胡适之在乎过谁？理会过谁？讨好过谁？又迎合过谁？ 

希伯来先知耶利米，生前既不被敌对的巴比伦人接受，也不为自己的犹太同胞所容，一个人流落到埃及的象岛上孤独地死去。可两千多年以后，全世界有多少人在读他的书，他的哀歌又感动了多少传道人？ 

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因为太想迎合明末的世俗口味，太在意当代人的猥琐需求，于书中描写了大量淫秽情节，导致该书长期被禁、被删，就连作者的真名都不敢直说，假托一个莫名其妙的“兰陵笑笑生”。说什么“众生相，浮世绘”，吹什么“以淫止淫，道德玄理”，明明就是一个“趋迎奉承”、“低级趣味”、与时俱“俗”最后又与时俱“沉”的贱品烂货！

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真实的世代，虽然未必有能力评判，但却完全可以跨越。假如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艺术或者你的主张，不能被当代人欣赏与接受，那也依然可以自信，不必去学迎风的蝴蝶，翩翩起舞。要知道，你的追随者或仰慕者，很可能出现在你身后一百年、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两千年。一个人成功与否，莫说判定的标准，就是判定的时间跨度，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活着的那短短几十年！

如今是信息时代，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信息穿过耳目，即便再好的图片，再美的文章，再动听的音乐，那也是过目不记，经耳不存，你就是把书山看破，学海游遍，也未必能满足其万一。倘若再被诱以蝇头小利，耿耿瑜亮情结，那就更加万劫不复了。与其迎合虚幻的周遭，空耗生命，不如两耳无闻窗外事，一心只著未来书，在需要哲人却没有哲人，需要文化却没有文化的时代，做一回忧患哲人和弘毅士子，如果你有能力和意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