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计划好，从星期二开始，每天示威两个小时，迫使资方给每个教职员工加薪百分之五点五。工会特别强调，示威一定要在中午吃饭的时间段，在学校大门外面校长办公室前面的那块空地上进行，还提醒所有会员到时别忘了戴上工会的徽章。

我问朱里昂老师，为什么工会特别强调示威的时间和地点，还要我们戴上工会的徽章？他解释说，如果在工作时间示威，学校完全有理由说你在工作期间违反工作条例把你开除；如果在学校的范围内示威，学校完全有理由说你侵占政府的领地用作私人用途，而叫警察把你逮捕，这就是美国的法律；而至于每个人都戴上工会的徽章，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表示我们工人是团结一致的，团结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今天是示威的第一天。

我对朱里昂老师说：“说实话，我不想参加这种示威，加什么薪呢，这不是明摆着不可能的事吗？难道政府会专门为我们印钱来给我们加薪？”

他说：“不能这么说，说不定真的能迫使资方给我们加薪。你还是参加吧，随大流也没有什么坏处的。”

我说：“我不想凑这种热闹。”

他说：“这不是凑热闹，其实我也不想参加，但这是工会的统一行动，我们不要例外，工会的章程我们还是要遵守的。我本人就不会在那里喊口号什么的，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热闹，你也去那里看看热闹吧。”

我觉得朱里昂老师说得有道理，也就跟着朱里昂老师看热闹去，我们部门所有的老师也都一齐行动。

走出教学楼，经过肥仔主任的办公室，我们很自然地往他的办公室里瞟上一眼。肥仔主任当然知道我们一群人去干什么，他对我们笑笑，我们也跟他点点头，大家什么都没说，心照就是了。经过蔡校长的办公楼，我们也自然地往校长办公室里瞟上一眼。校长坐在那里，向我们笑笑，我们也礼貌地向她笑笑，大家还是什么也没说，当然相互心里都明白。

还没有到达示威的场地，我们已经听到很有节奏的口号声，一阵子像集体诗歌朗诵一样，另一阵子像军人操练时喊口号一样。具体朗诵些什么喊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看来我的英文还没达到听得懂喊诗歌叫口号的水平，可能我这辈子都达不到这等水平，我参加示威，也是滥竽充数，连人喊亦喊都做不到。

去到那里，我看到有很多人举着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要加薪、要吃饭、要交租、要养家之类的词句，排成一队，在围着一个直径只有十来米的圆圈无限循环地行走着，而且陆陆续续有人加入，使圆圈的直径不断扩大，圆周也随之扩大，当然π就变不了；人流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游行路线看似无限漫长；没有领头的，也没有压阵的，看似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完全平等的。我感觉这游行队伍，就像中国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在庆祝节日的篝火晚会上跳火把舞一样，场面蔚为壮观。我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在示威游行还是在庆祝节日？

就在示威游行圈的旁边，工会的人临时摆放了几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诱人的食物，有面包、牛扒、猪扒、烤鸡腿，以及各种颜色鲜艳的水果和饮料，就像生日派对的自助餐一样，这更使人感到浓浓的节日气氛，一点要抗议的味道都没有。这些“奢华”配置，全都是工会免费提供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全都是来自我们会员交纳的工会费。

朱里昂老师对我说：“你看到没有，举牌行进喊口号的全都是行政工作人员和工人，没有一个老师在他们的行列当中。”

这时，我才注意到，所有老师都只在外围看热闹，没有一个老师在那个保持流动着的人体圆圈上。在老师的身边，还夹杂有很多学生，也在看热闹。学生们不时在人群中穿梭，他们鼓掌、起哄、吹口哨，为示威的人群助威加油。看上去，学生们表现得比老师更加积极热情。

我同时注意到，学生们在凑热闹的同时，就趁机到餐桌旁大饱一顿，而工会的人对学生也表现出非常欢迎的态度，不停对学生们说谢谢。他们实在太感谢学生们的到来，成为我们的啦啦队员，增加了示威的感染力。你看，这场面多么波澜壮阔，气势磅礴。

我不明白怎么所有老师都成了观众而不是演员，我们预先并没有约定好。

我问朱里昂老师：“真奇怪，为什么明显分成工人和老师两个阵营呢？”

他说：“行政人员和工人真的需要加薪了，特别是普通工人，他们的工资确实很低，我们老师的工资比他们高得多，我们老师还没有那么穷。”

看来，行政人员和工人们已经憋了很久了，今天终于有机会把贫穷的怨气发泄出来。

看了一会儿热闹，我突然注意到，岑方安生正站在远处向我们张望，不能说是鬼鬼祟祟，但绝对可以说是不怀好意。

我告诉朱里昂老师：“你看，人事部主任在那里向我们张望呢。”

“我早就看到了。”他笑了笑，继续说：“她是在看看谁是最积极的，她正在挑选示威游行的积极分子，以便日后加以奖励啊。”

我问：“是为了日后跟我们算账？”

他说：“当然，你来我们学校之前我们也有过示威和裁员，她记住了最积极的那几个，裁员一开始，那几个积极分子第一时间就被裁掉了。”

我很疑惑：“那工会不出面帮他们吗？明显的秋后算账。”

他说：“帮了，但没用，人家有大堆理由和证据证明那不是打击报复。即使告上法庭，都会是她赢的。据说，她是英国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的是法律和人事管理，特别会钻政策和法律的漏洞。”

还有十五分钟就要上课了，我们老师都趁机离开，只有举牌行进的那一群人依然在孜孜不倦地继续着。

在回去的路上，经过学校的食堂前面，一位在厨房工作的台山大婶匆匆跑出来，把我拉到一旁。

她小声地问我：“你参加了示威，是吗？”

我很坦然地说：“是啊。”

她却很谨慎地说：“我就没去，我们厨房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去，你要小心啊。”

“怎么啦？”

“你有没有看见岑方安生？”

“看见了。”

“那你得小心啊，千万别被她看到了，她这个人阴险毒辣，她会找机会把你炒鱿鱼的，以前就有很多人都因为示威被她炒了鱿鱼。”

“人人都去示威，也不只是我一个人，况且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热闹。”

“别人不同，人家是白人黑人，而我们是中国人，岑方安生就专欺负我们中国人。”

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我们不是大熊猫，没有黑白绒毛，不受特别保护，下次我得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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