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师是北京来的双语老师，她教的是ELL（English Language Learner，英语初学者）。她告诉我，朱丽叶上任后老找她的茬，还当着学生的面说她这么重的中国口音怎么教得好英文，这使她很难过。潘老师觉得朱丽叶是故意针对我们中国老师的。

我说：“中国老师有中国口音有什么奇怪的，拉丁裔老师一样有西班牙口音，甚至西雅图也有菲律宾口音。”

我觉得，当初学校录用我们的时候，都已经考虑过我们的口音问题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朱丽叶是不应该在口音上找茬的。

潘老师问我朱丽叶对我怎么样，我说：“过不去倒没有，也没说过我的英文有中国口音，不过，她来我的课室搞过几次成功的政变却是事实。”

潘老师不明白我说什么，我告诉她朱丽叶几次来我的课室，打断我的教学，给我的学生上课的事。

我说：“朱丽叶不由分说就把我赶下台，她自己上台去讲课，这她上台我下台的事实，不是政变是什么？当然这只是教学政变而不是军事政变，不属于严重政治事件。”

潘老师感到很惊奇：“有这样的事？你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一点都不生气，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很无奈：“那还能怎么样，难道我要当着学生的面和她争吵，来个反政变吗？”

潘老师倒很认真：“我们必须开始反击了，要不，我们哪一天被她陷害或者被无缘无故炒鱿鱼，都没有人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

我问她：“怎么个反击法？”

她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西雅图那里投诉她？”

我犹豫了一下：“这样会不会把事情闹大啊？”

她说：“希望不会，但如果我们还不吭声，可能朱丽叶先出手，造我们的谣来诬陷我们，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我想了一下，觉得潘老师说得有道理，就说：“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投诉她。”

潘老师投诉朱丽叶如何歧视中国老师，很多细节让我很吃惊，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对比之下，朱丽叶对我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潘老师说完之后，我也把朱丽叶投诉了一番。

西雅图表示她会重视我们的投诉，而且她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反映的是事实，朱丽叶的所作所为确实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她会向学校反映，为我们主持公道。

自从我们投诉了朱丽叶以后，朱丽叶确实再也没有找我的茬，但依然有时来我的课室搞一下“政变”，把我“赶”下台去，她自己上台去过一下当老师授课的隐。

我只能这样理解她，就是可能她当老师已经当上了瘾，像一个吸毒的瘾君子一样，一下子戒不了，总要来个情不自禁吧。

潘老师跟我说，朱丽叶依然歧视她，她要再次去投诉。

我跟潘老师解释说，朱丽叶已经收敛了很多，只是有时来我的班里情不自禁地给学生授几分钟的课而已，看来她也没什么太大的恶意。说真的，我还可以看看别人是怎样上课的，说不定还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我不想再投诉她了。

其实，朱丽叶工作是很努力的。我上班的时候，我见到她已经在办公室忙开了；我下班的时候，我见到她仍然在办公室里忙着。

我细细地回想一下认识朱丽叶的这些年，我觉得朱丽叶并不坏，完全不是三文鱼那一类人，只是她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如何当一个基层官。可能她真的是为了想把工作做好，但却总以为她自己是最高明的，要不时地示范给别人看。殊不知，她这样做，一方面对任课老师不尊重，另一方面扰乱了任课老师的教学秩序。说到底，她只是一个天真不可爱的人。她这种处事方式，实在是太幼稚，只会到处树敌讨人嫌。

渐渐地，我开始同情起朱丽叶来。

每年一次的教职员工作成绩评估又到了。这是由各部门的主任来做的，然后就直接交给人事部存档。西雅图对我说，如果朱丽叶给我不公平的成绩，要及时告诉她，她一定为我讨回公道。

评估成绩出来了，朱丽叶竟然给了我90分。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是整个教务部门老师当中的最高分。当然，有很大比例是由电脑记录算出来的客观分，只有小比例是朱丽叶的主观分，就算她故意报复我，也减不了我多少分。从评分上看，她还是公事公办，并没有对我公报私仇。西雅图再次问我，朱丽叶有没有给我不公平的评分，我告诉西雅图，朱丽叶给了我90分，我很满意。

两个数学老师要教三个数学班的工作量，使比特老师和我都整天忙个不停，几乎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两个班的数学及格率都在持续下滑。比特老师不停地向朱丽叶、西雅图、蔡校长要求增加一个数学老师，很多时候他都叫我和他一起去说，两个人说总比一个人说更有力度，其他老师也一个个站出来声援我们。他们觉得学校既然能减少数学老师，同样也会跟着裁减其它科的老师。美国人在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敢和团结，实在很令我感动。相比之下，中国人就显得太过于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学校终于聘请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

越来越多的人投诉朱丽叶，各个部门的都有，有老师，有行政人员，也有学生，这些都是比特老师告诉我的。

他跟我说：“看来朱丽叶要大难临头，没多少日子了。”

“有这么严重吗？”我不大相信。

他马上改口：“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可能没那么严重。”

圣诞节前十天，我们刚上班，才早上七点半钟，西雅图通知所有老师，立刻到教务会议室开会。西雅图宣布朱丽叶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暂时没有人是教务主任，西雅图临时兼管日常的教务工作，直到新的教务主任上任。她还对老师们宣布，如果我们当中谁对教务主任的职位感兴趣，可以现在就递交申请，人事部当天就要对外登招聘广告。

我想不到，朱丽叶这么快就被炒掉了，她只当了五个半月的教务主任。

当然，她也不能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上。学校的人事政策规定，每个雇员都是只能上，不能下，也就是说，如果你升职了，你就没有资格回到你升职前的岗位上。如果你升了职却不称职，你就只好卷包袱走人。所以，在你申请升职之前，你必须再三考虑你是否真的胜任这个职位。

在美国，不管是小官还是大官，任何时候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并不那么容易可以让当官的为所欲为的。一个官员，不管是为了公还是为了私，都不能激起民怨。不懂得这一点的官员，随时都会被免职。

比特老师对我说：“美国所有的官职，都是个危险的职位。”

从朱丽叶的被辞退中，我看到了在美国当个基层官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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