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好时间，我们再次兴师动众地带辉去见专科医生。随同人员有四个人，课外辅导员可丽欧和史密斯，任课老师朱里昂和我，辉这也算得上是前呼后拥，比得上个大人物了。临出发前，西雅图还特别提醒我们说话要注意用词，不要使辉觉得我们说他是弱智人士。我是负责翻译的，我得更加处处小心别伤了辉的自尊。这使我真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感觉。

这次辉真的去了，可刚踏进那机构的大厅，他马上就说要回去，不愿意见医生。

我说：“既然都来了，你为什么又改变主意呢？”

他指着对面的方向说：“你看那个人，多可怕。”

我往那边一看，原来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弱智的青年，坐在轮椅上，歪着头，还流着口水，嘴里嘀咕着什么，傻乎乎的样子。我明白辉害怕什么了。

我说：“那个人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怕什么呢？”

可丽欧和朱立昂老师也跟辉解释，那个人与我们毫不相干，他是他，我们是我们。

辉很委屈的样子：“这是个弱智人来的地方，我又不是弱智，你们为什么把我当弱智了？”

可丽欧马上说：“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来的地方，不是弱智的人才来的。就像你去医院检查身体一样，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但不是每个去医院的人都是有病才去的，有些人只是做例行的年度身体检查，你说对不对？”

辉说：“反正我就是不愿意。”

可丽欧苦口婆心地作了很多解释，辉终于还是同意去见医生。

鉴定医生从头到尾都是用广东话跟辉说话。不用我做翻译，我倒轻松了，我不必考虑用词是不是恰当。即使用词不恰当，也是医生的事。

医生把所有的条款向辉逐一详细地作了解释，然后问辉有什么不清楚的，有没有问题要问。

辉摇摇头，说：“没有问题。”

医生问：“如果没有问题，你同不同意我刚才给你说的这些条款？”

“同意。”

“如果你同意，你就在鉴定同意书上签名，我就可以帮你做鉴定了。”

医生正把签字笔递给辉签名，辉突然说：“我不想做鉴定了，我要回去。”

可丽欧问：“你不愿意吗？”

辉说：“不愿意，我要回去。”

医生对我们说：“我们要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如果他不同意，我们什么都不会做的。”

我们再三劝辉：“好好考虑，医生只是问你一些普通的问题，并不是吃药打针检查身体。”

辉很坚定，坚决不同意。

我们没有办法说服辉，只好作罢，我们不能强迫辉去做鉴定。我们向医生表示歉意，带着辉回到学校。

第二天，可丽欧要我再次打电话给辉的父母。这次依然是他妈妈接的电话，我再次给她解释这非牟利机构是什么样性质的机构。

她打断我的话，很生气地说：“辉回来说，那是为弱智人开的学校。我儿子很正常，你们不要把他当弱智看。”

我还是耐着性子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辉当弱智人看，我们觉得他学习上有困难，想帮他找到更合适的学校，我们是为他好。其实，现在他合不合符条件接受政府的资助，还不知道，不是谁想要就可以要到的，医生只是做一个普通的评估而已。”

她更加生气了，很不客气地说：“我辉仔学习上一点困难都没有，他在电脑上玩游戏时，玩得比谁都快，连他的小外甥都比不过他。”

我感到她的话很好笑，玩电脑游戏又快又好不等于学习上就没问题。

我说：“我们都知道辉玩电脑比谁都好，说实话，在电脑上玩游戏，我都不如他。但他来我们这学校一年多了，还没有一门功课考试是及格的，他学习上确实有困难，他需要换一所学校。”

我真想说：“很多五岁的小孩，玩电脑游戏都比我快得多好得多，难道就说我这当老师的连一个五岁的小孩都不如吗？这是什么逻辑？”

这也是的，所有当爹的人都这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聪明，老婆是别人的漂亮。

她继续对我提出质疑：“换了学校辉仔就能及格吗？在这间学校不及格，换了另外一间学校还不是一样吗？难道那学校的老师会飞？”

我想这辉妈是怎么回事，竟然是个横不讲理的妇人，说话怎么这种语气？

我说：“我们是想帮助他解决将来就业的问题。”

她不耐烦了：“我的女婿开了间餐馆，如果辉仔找不到工作，我女婿愿意收留他，你们不用担心。”

我耐着性子：“我们都知道这件事，辉也跟我们说过，但政府的工作更有保障，有福利，有医疗保险，还有政府规定的假期，这些都是一般的餐馆不能有的待遇。”

听到我说了这么多好处，她又立时改变了态度，语气缓和了很多，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有点哭笑不得，就说：“当然是真的，我是代表学校来跟你谈的，绝对不是私人谈生意。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不是在信口开河。”

她终于同意：“那好吧，我劝辉仔再去一次。”

不过，她说得挺勉强的。我真不明白，这样的好事她竟然不领情。

西雅图要我再次打电话给辉的父母，劝说辉尽快去做鉴定。辉的妈妈说，他们还在考虑，但他们主要是怀疑这非牟利机构的真实性，总觉得这种机构所说的好处不大靠谱，担心是个骗局。

我离开中国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中国这些年到底怎么啦？人与人之间好像变得缺乏一种应有的信任，连我是代表学校说话，又不是私人交谈生意，她都觉得是假的，态度还这么生硬，好像我们欠她钱似的。现在到底谁求谁了？在美国，如果我说的是假话，她随时都可以去告我，那我不官司惹上身了吗，我怎么会随便代表学校说假话呢？我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私人的利益，我没有必要说假话来唬弄她。

后来我换了一个角度去想，觉得辉妈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她的怀疑必有其怀疑的理由。而且，我们的过于热心确实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觉得我们把辉看成是弱智人士了，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没有把辉当弱智看。但是，我们越是解释，就越让人觉得不可信，真有点越描越黑的感觉。

过了几天，辉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这回是他妈妈主动找我，而我并没有找她。她告诉我，他们开了个由辉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参加的家庭会议，一致决定不让辉去做鉴定，辉将来的就业问题，他们可以自己解决，他们感谢学校对辉的关心和所作的努力，并且为他们这个决定向我们表示歉意。她说得满诚恳的。

我随即把她的话转告给西雅图和可丽欧。她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尊重他们的决定吧，但西雅图和可丽欧都要我回个电话给辉的妈妈，说如果他们改变主意，或者需要什么帮助，随时跟我们学校联系。

我觉得西雅图和可丽欧也太热心了，尽管人家不领情，她们还不厌其烦地做到仁至义尽，但我还是把西雅图的话当即转告给了辉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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