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祖于1948年过世，他去世后不久，我的外公一谔打算将家族的田产全部分给附近的穷苦百姓。
一谔将母亲梅花女，妻子华玉，弟弟弟媳们召集在一起。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出收集到的共产党的宣传主张，用天主教教义解释共产党主张。
一谔说："蒙主之福，林家半个多世纪来挣了不少钱，买了很多地。但这些财富是主的，我们只是财富的看管人，主欲借我们之手传福音。共产党的主张和天主教教义是一致的，他们坐定江山是迟早的事。在他们坐天下之前，我们把田地分给穷人吧，算是响应他们的号召，我们要留下来，一起建设美好的社会。"
梅花女和华玉坚决支持一谔。华玉说："我跑一趟刘家，让姐姐和弟弟把田地也分了吧。"
一谔的两个弟弟也说："父亲早亡（他们的父亲29岁早逝），祖父又不在了，长兄为父，一切听伊哥的。"
刘华玉的娘家之行也很顺利，母亲坤娇，大姐刘碧玉，弟弟必成和必新几家人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必成同时还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员，全部同意华玉的建议。
于是，来自福建长乐的三大地主家族，金峰镇的林一谔家，金峰镇的林守忠家（我的姨婆刘碧玉的夫家），二刘村的刘家（刘碧玉刘华玉的娘家）于1948年一致行动，将长乐和福州的所有田产无偿分给了贫苦百姓。
半个世纪后，作为母亲家族第五代的天主教徒，我来到北欧读MBA。和欧洲同学说起这段家事时，我的白人同学个个肃然起敬，赞叹说："你们家的长辈太了不起了，男人们个个是比尔盖茨，女人们个个是美琳达。"他们鼓励我将这段家族故事写出来，翻成英文版，他们要读给自己的孩子听。
比起西方的比尔盖茨美琳达，中国旧社会的比尔盖茨们可谓命运多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的两个叔公们的后半生是这样的：
1949年，一谔的两个弟弟又送货去台湾了。几个月后准备乘船返回福州，正逢国民党军队大撤退，封锁了金门，国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峙。两个弟弟从此留在了台湾，音讯全无。可怜他们的两个妻子，守着空闺，含辛茹苦带大了孩子。
此时，林家和刘家也倒了，在政治斗争的腥风血雨中俨如惊弓之鸟。按我母亲的话说，他们活得比狗还不如。家族的人对两个叔公的下落守口如瓶，对外只说他们在战乱中走丢了，估计凶多吉少。妈妈说，如果有外人知道她的两个叔叔在台湾，他们家就罪加一等，死定了。
再说我的两个叔公在台湾互相扶持着，靠做小买卖谋生，也没有再娶，一心盼着和家人团聚。他们在凄风苦雨中等了几十年，等过了花甲之年，再也等不住了。八十年代初，两个叔公从台湾去了日本做生意，跑到中国大使馆求助，要求回国与家人团聚。终于，他们回到了金锋，见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妻儿，又来到福州与哥嫂会面，几家人相拥痛哭。
二叔公决定在福州定居，他和外公凑钱买了一套房子，打算百年之后将房子留给我的舅舅。他少年时娶了自己的表姐为妻，大概是近亲结婚的恶果，生下来的女儿一点也不聪明，而且性格懦弱，不幸遇到了恶夫，经常遭遇家暴，又不敢离婚，精神有些失常了。恶女婿知道老丈人有些钱，时常上门来勒索。因为女儿在恶人手上攥着，老两口敢怒不敢言，活得颤颤惊惊的。二叔公早就打算好了，他的房产只会留给哥哥的孩子。
我的三叔公和家人生活在金锋。他的独子有出息，在县政府做个小官，手里有点实权。
我见过二叔公几次，从未见过三叔公。
他们回国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7年，台湾政府解禁，台胞可以赴大陆探亲了。媒体的相关报道很多，许多团圆的故事催人泪下。我读了不少故事，发现很多男人去台湾后，抗不住岁月的摧残，纷纷在台湾又成了家，可怜他们的大陆老婆孩子苦等几十年。
我的两个叔公怎么如此与众不同呢？妈妈说，他们的族规很严，男人绝不能纳妾的。而且，天主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妻子还活着，叔公怎敢再娶？不被逐出家族才怪呢。那一代的长辈即使出息不大，都是很听话很守家规的，想法与现代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