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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千六百万人的生死，能在文革中悄然无声不被提起令人不可思议
按照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即五九，六零和六一年) 中国有五亿人口计算，饿死三千六百万，就是每十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饿死了。按照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五十五岁左右计算，这三年中，有四个人从这五十五个人中间消失了。
这三年中，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是杨继绳经过考察以后得出来的结论。
但问题是，仅仅六年以后，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爆发。文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各个角落，中共的国家机器几乎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最基层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被打倒或者靠边了。领导干部接收审查，人人过关。记得当时对各层领导干部揭发出来的问题包罗万象，从民主革命时期，到三反五反，甚至到四清运动时所犯的错误来了一个兜底翻。
可是，在这么多被揭发出来的问题中，好象没有 (或者没有很多) 揭发某干部不顾人民死活，饿死了多少多少人的指控。虽然说，文革是从更左的方面来打击刘少奇及其他的支持者的，但是造反派完全也可以利用 "饿死人" 来指责某些干部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置人民生命于不顾，饿死了多少多少人等。不少人指责中共搞控制，掩盖饿死人的事实真相，但是文革最初的三年里，整个局面是失控的，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提起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饿死了多少人这回事情。
这所谓的 "三千六百万" 饿死者，在文革全面失控的情况下，几乎没人提起，让人不可思议。
(二) 从丁学良的书评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一文，看杨继绳《墓碑》一书的作假
杨继绳《墓碑》一书出版后，丁学良作了书评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按照丁文的分析，杨继绳为了得出 "三年困难时期" 一共饿死多少人这个答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按丁原) "作者一九六Ｏ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丁原文)
第二件事情， (丁原文)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8226;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 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 府 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丁原文)
如此看来杨做的两件事情就是，一，他自己做了调查。二，还综合了别人的测算结果。于是杨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在这三年困难时期，总共饿死了 3600 万。
笔者为什么说杨继绳的这个结论是假的呢？
杨继绳跑了那么多地方，采访了那么多人，他能得出那些年全国总共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结论吗？
答案是否的。不可能!
杨继绳就是跑遍全国每个角落，也还得不出这个数字的。因为杨继绳不是在做统计。
从杨继绳笔记本上的数字，推算那些年全国总共多少人饿死，这中间经过了 "跳跃"。杨继绳装模作样地对所谓 "专家们" 的数据做了一番 "推敲"，然后取了一个 "中间数" 即 3600万。啊哈! 就是它了! 搞笑是不是？
有人们说现在的中国在有很多事情上作假。我看这就是最大的作假，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可以这样推算吗？! 丁学良文说杨继绳是 "基础扎实" 的人，我看就不是。如果杨继绳真的是 "基础扎实" 的人，他就应该原原本本的，具体地报道他一共查出在哪些地区，那些年里，一共饿死了多少人，而不是拿一个 "三千六百万" 来蒙人。
(三) 人口统计资料上，人口总数的非线性增长，是怎么形成的呢？
所谓 "人口专家" 们的饿死多少千万人的各种估计，是因为国家没有一个具体数字，因此给了他们想象的 "空间"，"专家" 们采用的是国家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做出间接的推测。但实际上，"专家" 们也都不知道那几年中国到底多少人饿死了。要不然，他们之间的推测数字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既然笔者否定了那三年饿死 "三千万" 人一说，那么人口非线性增长的缺口是怎么造成的呢？
笔者认为是下面几个因素综合造成的。
1)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五十年代末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运动是遭遇到空前阻力的。相当部分的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寻找其他的生存途径了。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比如《穷棒子社的故事》，《艳阳天》等，都曾提到过 "思想落后" 的农民离开家乡的故事。他们要么去做生意，要么去 "投亲靠友"，不少人变成了 "黑户口" 的人。如果每个村落，都有这么一两户人家离开了，这个数字就会很大。而到了六二年以后，国家开始紧缩 "自由市场"，割所谓的 "资本主义尾巴" 以后，这些人又跑了回去，造成了人口统计数字上的波动。
2) 五九年前是 "大跃进"，那时候农村里大搞水利建设和大炼钢铁。农村外出承包的项目很多，成年男女建立了很多青年突击队等。生育期的男女分居时间比较长，出生率下降。六零年后，因为有饥荒粮食不够吃，这对育龄期女性的生育能力有很大影响，这也会影响出生率。如果一个村子，在这三年里每年少生一两个，这也会造成人口统计数字上的波动。
3)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里的粮食不够吃，逃荒逃难的人口增加。当然，六二年以后农村情况改善了，相当部分的人口又回流了。这也会造成人口统计数字上的波动。
综上所述，再加上那三年农村中部分地区是有人饿死的。或者说，那三年里 "非正常死亡" 的人数是增加的。所以，人口统计数字上的非线性波动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决非象是杨姓 "记者" 所述的那样都是饿死的。
(四) 杨继绳和 GCD 有 "杀父之仇"，因此老杨的话是不能听的
从杨继绳自己的统计数字，到 3600 万人饿死这两个数字间，必然是有一个跳跃的。杨继绳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丁学良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可是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是在继续忽悠我们。
其实那些所谓的人口 "专家" 们也都是知道这些因素的，可是他们就是不说。
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 GCD 是有仇恨的。
赵紫阳的父亲是在土改时被 GCD 枪毙的。赵紫阳和 GCD 算是 "杀父之仇"，六四前后，赵紫阳才会有那样的表现，因为他骨子里跟 GCD 是不和谐的。李鹏和江泽民，跟国民党是 "杀父之仇"，也因此陈云，老邓他们向他们交权才放心得下。
那么杨继绳呢？他跟 GCD 也是 "杀父之仇"，他的话能信吗？!
由此我想到，杨继绳的这些具体 "数据" 也靠得住吗？杨自己不也是在说，很多人都不愿意提起这些事情吗？那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说呢？这些人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有人指着一块地，告诉杨继绳说，当年饿死的人都埋在这下面了。于是杨就把这笔帐记下了。有这么样做调查的吗？从来就有说法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没有见到尸骨，这也能算数吗？！
因此笔者建议，我们这些海外左派人士，如果怀疑杨姓记者的话，也别就在口头上说说，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一起集点钱，找几个有公信力的机构。杨继绳不是具体指明了，他去了哪些地方，采访了哪些人吗？那么我们也去看一看查一查，看看向杨提供证据的是谁，也再问问其余的当地人们，如果杨说的都是属实的，那么杨继绳的书才有说服力。
(五) 回过头来看当时，国家政府有很多事情确实是做错的
不用违言，老毛时代的 GCD 是下手狠辣的，整人确实整得太多了，死去的冤魂很多，留下的怨气冲天。这个似乎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因为那代人都是些在 "你死我活" 抗争中的幸存者，阶级斗争时代嘛。
但是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贡献也很大，请客观的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国力，就应该懂得当时的中国比起印度来，要好太多了。
现在当然更好。被整过的被害过的都不会好受。我们也都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或者说，也没有人愿意过去的任何时代。庆幸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生活在新的时代了。
当然我也认为人民公社是做过头的，不符合人的惰性。大跃进当中也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或者说那三年饿死人的现象比前后几年要多些。任何政府都要为这个付出道德的责任的。
但是，这就是我们先辈们走过的道路，先辈们的建设成就也是巨大的，也不完全都是错误。
毛泽东更是如此，有巨大的贡献，也犯过错误。我们热爱他，因为他建立起新中国，让中华民族有一个重新复兴的机会。就凭这一点，中国人民会世世代代纪念他的。
而任何人想要散布仇恨，都不会得到好结果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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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三十五年。书名《墓碑》，副标题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 ，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作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的助教，协助他 西方世界研究中国 文革 的头号学者 教 中国文化大革命 一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 文革 开课的人。迄今，这门已开了整整二十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他强调 大跃进 的失败是促发 文革 最大的因素。这段助教经历让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一直很关注。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给研究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尽管我刚回香港，诸事繁忙，但十几天来，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 三十年回顾 专栏中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20年来所读到的那么多研究 大跃进 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 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这本书在学界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作者从一九九Ｏ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书至少是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作者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作者一九六Ｏ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8226;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 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 府 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全人类文书记载上都是空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继绳1100页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森从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杨书中用的那么多细节，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在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当多资料，然而读这部书，常常目瞪口呆。
举个例子。以前人们总认为死人是从1959-1960年大跃进进入高峰时才开始，杨继绳调查发现，其实从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有人试图反映。但这种反映往往到了地区一级就被压下去了。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好几个重点省 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12个省。饿死人现象，第一波最狠的是从河南开始。
饥荒蔓延，甚至连 粮仓 江苏，也有部分地区饿死人。杨继绳还跑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的几个地区，发现饥荒在这些省区也有。饿死人，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因为这里是 大办人民公社 的样板地区。据统计，信阳仅在1958 1959年期间，饿死人按当地公安局的口径是40万人。后来的调查证实，实际上当地掌握的数据超过了100万人。多数干部不敢讲，而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被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上级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斗。杨继绳采访过一对反复遭打压的信阳干部，张树藩夫妇，都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受到严重迫害。今天张树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还健在。接受杨采访时，她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 哪一个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谁吃谁，包括吃路边人的尸体，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杀死吃掉。
这种惨状叫人受不了，张树藩的夫人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个老战友是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她曾试图通过李向上反映，但信件还是被立刻退回来，因为李不敢。
为什么不敢？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直到后来死人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真实情况陆陆续续报告到了上面。这些报告，杨继绳做了详细记录，是哪天写的，哪天文件递到了哪一级，比如说监察部门把报告递到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手里，习递到周恩来手里，然后递到最高层毛泽东手里。可是报告到了最高层后，最高层把饿死人看成是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 九个指头 是伟大成就，饿死人是一个指头的 枝节问题 。在这之前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批评毛的大跃进政策，已经被打倒。
杨继绳写的信阳因饥荒人吃人的场面令人发指，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这样的残酷。在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他在这些地方找到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目击者。而且，这些细节不止来自一处。在安徽亳县，杨也找到了，包括什么村，哪一家这些细节。亳县全县饿死人超过20万，因为饥荒太严重，以至于有人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这是1960年春荒最严重时发生的，亳县的五马公社，十九里公社，黑桃林，还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 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有上百页。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断的，我的安徽家乡也有类似的事，小时候呆过的一个村子原有一百二十多人，饥荒后剩下来六十多人，死了近一半。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讲过死人的惨状，也提到有人因为吃了亲人的尸体后，精神上受不了而发疯了。
这部书建立在全面详细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令人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些恐怖的细节，更震撼的是，他对这个人间悲剧的深刻发掘。我相信，如果大经济学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这部书后，一定会写出一篇更有力量、从制度角度来探讨饥荒的论文。
杨继绳披露的一些数据令人深思。在一九五九 一九六Ｏ年期间，发生那样范围的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当时政府手中没有粮食。杨查了当时粮食部的资料，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时代，没有这样做。杨继绳计算，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你可见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僵化和严酷。
书中开列了所有大饥荒时期的征粮数字 明明产量没那么高，一经浮夸后，征粮的数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 1960年期间，不但没有从粮库里拿粮食出来进行全面救灾，反而多征粮，多征了68亿斤 因为层层高压，层层浮夸。
书中还记载了中国高层在那期间的争论。杨继绳采访了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还有别的一些老干部。彭德怀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调研，彭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有一段，他说主席家乡的韶山在1958年报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 我了解只增产了16%，我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14%。韶山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国家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自己也去过这个公社，彭德怀原话说， 我曾经问主席，你了解得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们谈过 。彭认为毛不实事求是。
彭在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并非没有受到过鼓励，鼓励就是来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会议上，毛大讲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传》送给了彭，要彭向海瑞学习，敢于对皇帝直言不讳。然而4个月后，彭对毛像海瑞一样讲实话时，却受到无情的打击。几年后发动 文革 ，就是以毛的 彭德怀也是海瑞 的 最高指示 为导火线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 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从安徽凤阳开始的。凤阳采取的办法，就是分田单干，它受到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大力支持。这个办法在三年大饥荒时已经出现，救活了不少灾民，而且就是因为安徽的做法当时反映上去了，总结这个经验时，一位中层干部讲了一句话， 哎呀，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管是什么办法，只要把肚子吃饱就行。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名言，因为邓小平在1962年时引用过这个话。如果不了解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复活的重要性。
杨继绳的书，正是中国必须要从毛体制走出来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说明。
第二，这部书显示出了作者伟大的勇气和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杨为什么把书起名为《墓碑》？他讲了四层含义，第一是他父亲也是饿死的，他为父亲立一座 碑 ；第二他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同胞立 碑 ；第三是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制度立一个 碑 ；第四，书写到一半时，他的身体检查患有重病，他发誓必须在死前把书完成，等于是给自己立了一个 碑 。所幸，杨在复查时发现没有那个重病，但他还是对这本书出版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做了充分准备。
今天中国的口号是 以人为本 ，但空喊没有用，必须落在实处。而这本巨著用详细资料揭示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层不是以人为本，不管这个国家多么 伟大 ，都不可能给本国民众带来实际好处。试想当年，若稍有一点 以人为本 的精神，只需把粮仓里的粮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许多灾民。如果在19六十年代，中国不是拼命跃进，而是以民为本的话，绝不会在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时，每年还出口粮食 出口粮食换回机器（书的第15章）。
这部书的第三个意义可从纯学术上讲。在人文社科方面，中国学术传统最强的就是史学 因为有了司马迁的传统，中国史学一直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几千年来，不乏我刚才提到的伟大的道德勇气。如果我们能对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命运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史学传统就能在今天的学者手里结出伟大果实 让我们的笔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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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闲侃大饥荒zt
来源: 大前两米 于 09-03-15 22:24:59
跃进饿死多少人，各方考据从几百万到四五千万的都有。哪怕只饿死一百万，也是人神共愤之事，共党的这块污迹永远也洗脱不掉。在这件事上批判共党，自然就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哪怕是胡编乱造也少有人诟病。这两天一篇漏如蛛网的旧文被人从垃圾堆里翻了出来，不少人大发感慨，就算一例。
这篇据说在网上 疯传 （的所谓《国家档案解密证实饿死3755万》最早由 罗冰 2005年11月发表于香港《争 鸣》杂志，原名《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很快就被某"机关报"《xxx时报》转载，这篇所谓 解密 出炉后少有人理会，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于2007年推出的新书《墓碑》中也没有提及所谓的 国家档案揭秘 。既然连 大跃进 饿死人数都能解密，在此之前的抗美援朝、高饶事件怎不见解密？既然2005年就已解密，怎么连与中共高层多有接触、做过广泛调查研究的杨继绳都不知道？
海外杂志经常发布一些批内幕、揭真相的路透社消息，见多不怪的人都当八卦看，鲜有人当真的。这位罗冰先生每期在《争 鸣》杂志的 北方放语 栏目发表两三篇文章，且看最近他的一些文章的标题：
中央最高层三场内斗
副主席副总理人选纷争
胡 ?习近平交接机制出台
大陆民众欢呼台湾大选 光芒必将普照中华大地
党政军高干重新「政审」防变
陈良宇轻判起风波
政治局下达文件 中共今秋大整党
政治局接报告 林彪罪证存疑
京奥总开支逾一万二千亿
薄一波遗嘱七提「亡党」
十七届班子架构争议不休
300党政军老人杯葛曾庆红茶会
李肇星下台前後
京津沪粤换届班子难产内幕
江泽民擅权干政犯众怒 万里等斥江自行决定毛岸青丧事规格
江泽民北戴河挨批记
十七大下月开 人事战未休
原来罗先生对中央高层的动向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解密的国家档案别人都没看到就他看到了，不足为奇。
如果说xxx、争鸣等这样的媒体应该和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同等重视，那就动动脚趾头看看这个 解密 中有关人口的一些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看来所谓的 3755.8万人饿死 的说法也很不严谨，这个数字是把四年的数字相加，但1959年和1960年都只统计了全国部分地区。应该放个更大的卫星，说4000万以上更有震撼力。
1959年至1962年城市人口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18.4%、23.5%、16%、14%。195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11.2%，随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至1960 年大量招工进城，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19.8%，随后又有所降低。按档案的说法，城市里的饿死人数比例与农村相当，1960年甚至比农村还高。有多少回忆录、真相揭秘能佐证这一点？
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2.4%；1960年为-4.7%；1961年为-5.2%；1962年为-3.8%。
1958年全国人口6.6亿，照这么个增长率到1962年只剩5.6亿，怎么才饿死3755万？有人说这么算不合潮流，去年增长6%今年增长2%也叫负增长。那这个人口增长率是怎么算出来的？解密档案里历年粮食、钢铁的预算和实际产量都说的那么清楚，关键的原始人口数字怎么一个没有?
全国12个县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
是12个县加起来超过100万还是每个县都超过100万？如果是前者，根本就不值得解密，成片的12个县加起来超过100万的都有，象信阳、重庆，遑论 全国12个县 。如果是后者，岂不荒唐？那时有多少个县人口过百万？一个县就死100多万，12个县就占了全国三分之一，是哪12个县？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呢？连这都给漏了，也叫解密？
有人认为杨继绳的研究结果 饿死3600万 可以与这个 3755万 相互佐证，那我们看看杨继绳的 3600万 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在《墓碑》第二十三章《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中杨继绳先用了近8000字的篇幅列出自己的计算结果。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的数字算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又根据各省官方数据算出2098万人。杨老先生忽然话锋一转，把这些数字跑到九霄云外，列出国外专家研究结果2887.1万、2481万、2850.9万。他大概觉得这些数字还是偏低，又列出国内专家的结果。他先反驳了蒋正华算出的与他本人结果极为接近的1700万的观点，并猜测蒋正华这么算其目的是为了 减少政治风险 。丁抒4400万 计算结果不可靠 、金辉3471万 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4300万 准确性得不到检验 、曹树基3245.8万 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王维志3546.6万 基本同意 。最后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 在金、陈、曹、王等人的结果中取了个平均值。杨继绳的 3600万 不过是一个二手货，哪里谈得上什么原始研究？
再看另一个受到不少人追捧的廖伯康的说法。据他自述， 四川饿死1000万 是这么来的：
尚昆同志继续说： …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 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 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这种把隔年总人口数相减就认为是饿死人数的算法应该是所有算法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其时廖伯康只是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他根本不可能掌握四川全省的具体情况。有人查验后，发现他说的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这个数字也是编造出来的。这个 1000万 与那个所谓的解密档案也互相矛盾。光四川一省到1960年底就死1000万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加起来怎么才1677万？
我在冉云飞先生博文《饿死3775万的惨祸》后戏言， 担心粮食统计数据虚报是多虑了。官方执权柄者所处之位置、所掌握之资料、所受党性之约束，都应该不会使其造假。 蒙冉先生不吝回复， 你还相信什么党性约束，相信官方不会造假，老兄，你如果不是对中国六十年的历史缺乏了解，我就很难相信兄台这思维了 。冉先生大概忘了，在其博文《电邮十封记近事》后有人问 饿死3600万 的出处，冉先生作答， 前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公开写回忆录，言四川饿死1250万，这个数字的可靠性是很高的。廖所处之位置所掌握之资料，所受党性之约束，都应该不会使其造假 。看来，到底该不该相信党性、官方会不会造假，其实是看说的对不对胃口。如果是自己爱听的，必是受党性约束之真话。
思维有病，害何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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