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最是卢沟月，犹照英雄血色鲜。”       老舍(舒庆春)

     1934年12月，蒋介石口授陈布雷记录整理，以侍从室秘书徐道邻的名义，在《外交评论》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试图劝止日本人的侵略，此文旋即被多方转载。

此文结论说：“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繄铃人’，所以打开僵局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1937年三月十六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经济考察团」。蒋在谈话中，回忆十年前访问日本时与涩泽荣一(1840~1931)的见面﹕ “弟在民国十六年旅居日本时，会见了日本实业界泰斗涩泽子爵。亲自送给我自己特别校印的一部《论语》，特别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他生平最服膺这两句。并且时常提示给日本的青年，认为这是我们东方精神的特点。今天见到各位实业界的先进，正如见到涩泽子爵一样，所以又把旧话重提了一次，现在请大家起立，对故涩泽子爵默念致敬。” 蒋并结语说，希望中日两国国民” 大家都在亲仁善邻这一点上共同努力。”

    7月7日，日军借口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生事。时任二十九军代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1893-1963）指示吉星文团长："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次日，卢沟桥爆发抗战的第一枪。

     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办暑期训练团。 到了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讲话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正在太原演出，盛况空前，军政当局惟恐影响政务与防务，乃驱逐程砚秋。常燕生（1898-1947），山西榆次人，早期中国青年党员，是一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当时在太原有诗记之：
“烽火蓟门夜夺桥，正凭桴鼓助鸣雕。
 愿将一曲荒山泪，化作中华铁血潮。”
蓟门，泛指北平郊外、居庸关一带。桥，卢沟桥。桴鼓，战鼓声。鸣雕，指气焰正甚的日军。《荒山泪》是程砚秋的热门戏码，讲明朝末年人民的痛苦。符合抗战前军阀混战，人民痛苦的愤懑情绪。国难当头之时，常燕生希望痛斥贪官的《荒山泪》，能转化成对抗外侮的「铁血潮」。
   常燕生另有一诗：
“午夜雷声走百軿，程郎歌调正空城。

无端呜咽卢沟水，冲断霓裳法曲声。”

     胡先骕亦有诗：“卢沟一弹发，自是争存亡，存亡不易言，古曰哀者胜。”卢沟桥响起的枪声，不只打断了民间的戏曲歌舞，也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关头，造成千万中国军民的大迁移，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清华大学的任继愈也加入学校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这次千里步行贴近民间的旅行使他体认到：「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蒋介石一方面训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一定范围内与日方周旋，设法达成停战协议，另一方面试图派自己的嫡系中央军重回河北。蒋介石在7月25日的日记，仍以为“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但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军入冀，又无力阻挡日方的增兵进逼。

      至七月底，日军快速占有北平、天津，有席卷整个华北之势，举国震动。而维持华北的通路顺畅，使俄国提供的军火物资能进入中国，当时至为重要。为了分散日军兵力，破解其全面占有华北的企图，基于1932年一二八松沪战役之经验，蒋介石以为“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决定以主力部队开辟松沪战场。因为当时日本尚未向英、美宣战，日军不能攻入租界。中方对上海日租界发动主动攻势，爆发了八一三第二次松沪战役，抗战主战场由北向南转移。中国调集的精锐部队，经三个月的苦战，挡不住日本增派的军力。溃败的国军于11月9日弃守上海，日军又分三路向南京包围追击。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展开大屠杀。

    石原莞尔(1889~1949)是九一八事变和满州建国的主谋，以据有满蒙，形成日本对抗苏俄的生命线为最高策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石原莞尔的职务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认为与中国开战，会伤及满州建国理想的的实现，主张“中国战线不扩大方针”。但参谋本部内的对中强硬派成为主流，他的部下武藤章取代了他，石原莞尔被调离陆军中枢。后来的东京审判，武藤章以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石原莞尔则因为于1941年已被编入预备役，而未被指定为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