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铭辞争讼德 (《中国之命运》，1943)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   《左传》

在中国浴血抗日的艰难时刻，1943年2月27日，重庆的报刊登出〔中央社讯〕〈铸九鼎呈献总裁〉说：“为庆祝中美中英新约成立，----决定铸造铜鼎九座，以资隆重。-------自抗日军兴，全国军民在我总裁领导之下，经五年余之艰苦奋斗，卒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与英美两军，签订新约，解除百年来之桎梏，恢复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完成国父之遗志，协和万邦，以进大同，实肇基于今日，较之大禹平水土开九州岛岛之功，诚无多让。”

竺可桢、陈寅恪同生于1890年，曾是复旦公学同桌共读的同学。1943年底，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从遵义赴重庆到教育部开会，拜访了陈寅恪，据《竺可桢日记》1943年12月18日，记载”寅恪对于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朱家骅(字骝先)是当时的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顾颉刚是上古史权威，以《古史辨》闻名，他怀疑大禹之存在。他们竟然发起献九鼎、作铭词，以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这使得陈寅恪“惊怪不止”。

顾颉刚在1943年5月13日记中也对此作了自我辩解：“孟真(傅斯年)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

顾颉刚对“铭词”之作，在《顾颉刚日记》(1943年1月28日)如下记载：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欣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介石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刘起釪，顾颉刚的弟子﹜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

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

国民党原规划在1944年1月11日，以”纪念中美中英新约签订一周年”的名目。向蒋介石“献九鼎”。 据说朱家骅有政敌，跑去对蒋介石说，四川人骂装疯卖傻者是‘献宝’，鼎铭后四句是‘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若把鼎铭后四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成了‘我在（载）献宝’。蒋介石闻之大怒，献九鼎 的戏码也就告吹了。

冯玉祥在《冯玉祥自传》 中也说，他曾去制造厂看过 预备献给蒋介石的九个铜鼎。他痛批蒋介石想做皇帝。他也用《左传》中“楚子问鼎” 的故事来嘲讽蒋介石。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重，周朝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

1943年3月，以蒋介石之名发表了《中国之命运》， 一般认为是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而成。主要诉求：

“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 严厉批评共产党等反对势力。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作《评〈中国之命运〉》于7月21日刊于延安《解放日报》。针对“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 的说法。中共提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并编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中国之命运》的内容，也未能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当时台静农(1902～1990)作《孤愤》诗:

“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

以司马相如作《长门赋》的典故，讽刺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取宠的行为，是自我作贱。“吕相书”是，以《吕氏春秋》来暗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以《两个中国之命运》致开幕词:“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指《中国之命运》)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作者：陈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