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八、第九章的读书笔记共写了八篇，我好像也钻进了一条纵横交叉无边无际的地道，在一条条分叉里摸索徜徉。

《耶路撒冷三千年》提到两个男孩，我一查，额滴个娘，这条地道的分叉又粗又长呢！

于是就有了这一篇——

联合国181号决议之后，耶路撒冷分为东西两区，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隔离带两侧不远处，住着两家人。以色列这一家有个男孩叫阿摩司，阿拉伯这一家也有个男孩叫萨利。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道隔离带，两个男孩会不会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打闹一起成长呢？

可惜隔离带隔开了两个世界。然而他们在长大成名后相遇了，而且成了好朋友。

那个以色列男孩阿摩司·奥兹现在是当代以色列文坛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也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以色列人。

阿拉伯男孩萨利·努赛贝赫，Rashid Khalidi巴勒斯坦人，哲学家。

2010年他们两个人同时获得当年的塞格弗里德·昂塞尔德奖（Siegfried Unseld preis）。

塞格弗里德·昂塞尔德奖是一项奖励科学和文学成就的国际奖项。自 2004 年成立以来，每两年于 9 月 28 日由 Siegfried Unseld Stiftung（“基金会”）颁发。塞格弗里德·昂塞尔德是一位德国出版商。第一届获奖者是我们熟悉的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经写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898/201910/23374.html）

先说阿摩司·奥兹。

他著述颇丰，获奖的是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奥兹记录了他在耶路撒冷的童年，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最后几年和以色列国的早期。奥兹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奥兹童年时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题目中的爱和黑暗指的是他的母亲。这本书描述奥兹对母亲的感情以及失去她的痛苦。整个故事与家族东欧根源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母亲去世后，奥兹将自己姓氏克劳斯纳改成希伯来的“奥兹”，以期与旧的犹太家族割裂，他离开耶路撒冷去往以色列的胡尔达基布兹做一个新的犹太人。

《爱与黑暗的故事》已被翻译成 28 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 100 万册。

据说，2011 年，在伊拉克北部的一家书店发现了盗版库尔德语翻译。奥兹很高兴。

很高兴在网上找到了电子版，更加意外的是，这本书早在2015年就改编为电影。

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香港译《耶路撒冷的女儿》）导演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以色列女演员娜塔莉·波曼，就是那个《杀手不太冷》的女演员，她饰演了奥兹抑郁症的母亲。

电影入选第68届坎城影展“特别放映”单元。

居然也在网上找到了！

电影改编得平淡了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影视的记录里看到当年的耶路撒冷，看到富有的阿拉伯豪宅看到拮据的犹太人家庭。看到联合国181决议通过那晚的耶路撒冷。

小说感兴趣可以在藏书网找到。这里不细述。

再说萨利·努赛贝赫。

维基这样介绍——

萨利·努赛贝赫（阿拉伯语：????? ?????‎）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阿拉伯家族，其先祖在公元637年随伊斯兰教进入耶路撒冷。

根据传统，努赛贝赫家族得名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女性同伴（萨哈巴）努赛贝赫。她是一位辅士（默罕穆德弟子之意），随穆罕默德在战场上战斗。自7世纪伊斯兰教进入耶路撒冷后，这个逊尼派家族负责保管圣墓教堂的钥匙。这种安排出现于第二任穆斯林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时期，他希望避免对立的基督教教派为控制圣墓教堂而产生冲突。这种安排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提供了该市基督徒所需要的稳定，是宽容和宗教间和谐的象征，使努赛贝家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活动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西方基督徒的朝圣和访问）。”

一个阿拉伯家族管理着基督教圣母教堂的钥匙，是穆斯林哈里发欧麦尔睿智的政治决定。

萨利·努赛贝赫的父亲曾经当过耶路撒冷的市长。

萨利·努赛贝赫获得过牛津和哈佛两个哲学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东问题专家。1967 年他第一次访问这个犹太国家， “正如我通过敌方无线电波收听披头士乐队的歌后所怀疑的那样，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 1968年，萨利·努赛贝赫学习希伯来语，并在加利利的一个基布兹工作，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理想主义”。1991 年初，努塞贝在以色列监狱里度过了三个月，2001年和2002年，他曾担任巴解组织驻耶路撒冷代表，但很快就失去了阿拉法特的青睐；虽然他尊重阿拉法特，但他不喜欢阿拉法特“复兴党式独裁统治的公式”。

萨利·努赛贝赫获奖的作品是《Once Upon a Country》（如何翻译？《曾经有一个国家》，《故国往事》？）。

在网上找不到中文版。一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的中国人为什么一窝蜂翻译以色列作家的书，却无人问津萨利的作品呢？

还好，有个读书的“大拿”叫梁文道。他没有放过这本书。他的网络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第124夜介绍了这本书。神通广大如道长也没有见过中文版，他读的是英文版。有兴趣可上油管听.对了，道长也介绍过《爱与黑暗的故事》。

萨利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好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能够路过我祖先在耶路撒冷留下的足迹。”

而奥兹写：“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

两个人都是双方阵营里的鸽派，都主张某种与对方的和解，寻找能够和平共处的解决方案。两个人都有对方阵营的支持者，又都在自己的阵营被视为“叛徒”。

摘录两段他们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阿摩司·奥兹《一场悲剧式的斗争》——

犹太人的以色列是一座避难所。巴勒斯坦也是一座避难所。

巴以冲突是一场悲剧，是两个欧洲的受害者的手足相残。阿拉伯人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苦，饱受压榨和羞辱。以色列人则饱受歧视和迫害，最终还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中成为受害者。表面上看，这两个受害者明明同受欧洲压迫，本应成为兄弟才是。但现实不是这样，在个体、在单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两个本应同仇敌忾的受害者却手足相残。一对兄弟如果有一个残暴的父亲，那么都会在对方的脸上看到父亲的影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是这样，他们都在对方身上看见往日压迫者的影子。

在两个民族间的暴力和仇恨延续一世纪后，也绝对不应让这两个民族同床共枕。没人会希望德国和波兰二战之后立刻变成一个国家。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目前不能成为幸福的一家人，因为他们不是一家人，他们也并不幸福。他们是不幸福的两家人。所以说，这间房子必须分成两家，就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流血就做到的那样。

萨里·努塞贝《我们内在的魔力》——

以色列一方的军事伦理专家们会认真计算多少条巴勒斯坦平民的命抵得上一条以色列士兵的命。巴勒斯坦一方占据的道德高地不比以色列矮，杀敌决心也毫不逊色于以色列，只是更加不顾及统计数字，更加忽视平民与军人的界限。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抱持的幼稚而自怜的信念。然而，真相是犹太人的血和阿拉伯人的血没有不同，反之亦然。真相是阿拉伯人在其他世界也可能成为犹太人，反之亦然。他们现世的身份可有可无。我蔑视部落战争，蔑视围绕各种边界的冲突，但我并非无动于衷，我并不相信只有沉默忍受不幸才是合理之举。恰恰相反，我是一位行动主义的坚定信徒，或者说我相信生命在于行动。但是我相信，这类行动必须首先代表普世人类价值观而非部落偏见。这一信念现在带了些康德理性主义的味道。如果我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那么我要求自己时刻保持理性，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维护这些权利仅仅是我维护普世人权的一个具体案例。我奉行普世道德准则，所以，在这件事上，我的斗争与行动都是符合理性的。

我以为这应该是以巴双方比较有理性的观点。

地道就挖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网友不嫌老太文笔粗陋，跟读鼓励我。

谢谢文城小编几乎把这“三千年”的每一篇都挂在城头。

注：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