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为了我们，独自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

自我记事开始, 我们家就住在留芳声巷44号东弄唯一的一栋楼房里. 家里没有父亲, 靠母亲在新生路服装社当会计的微薄工资和姨妈的一点接济养活外婆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我们失去父亲的时候,大姐才十一岁,最小的华弟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母亲也才四十岁, 正是她生命的黄金时期。
母亲漂亮能干,但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她没有选择逃避 - 扔下我们不管 - 改嫁, 也没有将这副重担转嫁到儿女们稚嫩的肩上, (我有一个遭遇与我家十分相似的同事,她父亲去世后,两个姐姐, 一个十一岁, 一个八岁,就被母亲一个送进纺织厂, 一个送进丝厂当童工,一天学也没有上到.)而是咬咬牙独自背起了这沉重的十字架.

我六岁那年的一天,母亲的朋友谈伯伯夫妇来访, 想要领养我,为我  母亲分担沉重的家庭担子, 母亲很认真严肃地对他们说”谢谢, 不用了, 我们一家好好坏坏都在一起.” 为了我们一家能好好坏坏都在一起, 母亲起早贪黑地工作, 常常白天当会计 (母亲上会计夜校加自学), 晚上和周末还要给邻里左右做些衣裤贴补家用, 记得当时踩一条短裤, 或一件园领衫才五分钱, 一条西装长裤也不过两三角钱. 屋漏偏遭连夜雨, 母亲所在的服装社还因经营不善没多久就关闭了.

为了生计, 母亲只得到劳动局申请当代课老师. 当被问到”你会教什么?”时，为了能多一点受雇的机会, 母亲总是自信地回答”我什么都会教.” 母亲也确实什么都教过: 从语文,算术到地理,历史,甚至唱歌,画图,外加体育. 我还记得母亲在家徒手画暗射地图,做教具的情景, 记得母亲流畅地边弹琴边练唱的样子. 当代课老师寒暑假就没有工资. 寒暑假里我们家的缝纫机就要日夜不停地响. 即便如此, 还是入不敷出,母亲还要不时地将家里的一些看似值钱的东西, 不得已地送去寄旧商店换钱就急, 因此更多的时候,母亲只能用节流来应付捉襟见肘的局面.

我小的时候常常穿哥哥姐姐们嫌小的旧衣服, 还亏得母亲心灵手巧, 常常将一件衣服反面变正面,夹的改单的, 大的改小的, 长的改短的.记得我有一件棉袄(不知是谁穿下来的),刚上身的时候,大得前面两片可以重叠起来, 如果只扣钮扣, 一点也不挡风寒,我就学乡下农民用稻草扎在腰上那样,找了一条裤带将衣服捆起来,外面反正有罩衫, 倒十分暖和, 但穿到后来,人长大了, 衣服已经所谓吊在七寸里,下摆已遮不住屁股, 两个袖子已遮不住手腕了, 还在穿.一个冬天下来, 屁股和手腕处被冷风吹得毛毛的,干崩生痛.

学校一些有服装要求的活动,即便只是简单的白衬衫花裙子, 白袜子黑鞋子这样的, 都能把我母亲难住, 做新的,不可能, 借吧, 从头到脚都要借,哪里去借? 更何况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在学校都不错, 都很有这样的机会. 母亲总是用”机会还会有的.”来安慰我们. 我为此,失去了难能可贵的到市少年宫见苏联英雄舒拉和卓娅妈妈的机会, 也与参加国庆十周年放鸽子的少年先锋队仪仗队无缘.

我初中一年级暑假, 学校要求所有的三好学生没过体育劳卫制关的要住校集训, 通过劳卫制. 体育一直是我的弱项, 所以我也在列. 夏天住校, 行装其实很简单,但还是给母亲出了一个大难题. 刷牙的杯,牙膏,梳头的木梳, 洗澡的肥皂,甚至洗脸的毛巾, 盆等在家都是合用的, 现在都要单买. 我还想要母亲给我买一双凉鞋,因当时我只有一双高帮的黑面球鞋, 一年四季, 阴晴雨雪都是它,可是母亲觉得住校做运动,球鞋就行了,不给买.十四岁的我已懂得要面子, 拗不过母亲,我委屈地哭着去了学校.(在南京读书的姐姐正好暑假在家. 她用自己的零钱给我买了一双凉鞋送来学校.)

小时候母亲常给我们敲”惜衣有衣穿, 惜饭有饭吃”, “物尽其用”…的木鱼; 讲一些如越王勾踐食不重味, 衣不重采的故事给我们听,让我们懂得人最要紧的是志气,不是吃好穿好, 玩物要丧志. 母亲最不喜欢女孩子喜打扮爱攀比.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长大了, 就什么都有了.”…现在想来, 母亲那时一月不过赚三十块, 上有老下有小,要管八张嘴,还要管八个人的衣着住行,不一分钱掰成两半用, 不画饼充饥, 她要怎样才能将这样一个大家庭撑住呢? 就是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母亲自己, 一个成天在外工作的职业妇女, 一个一家之主, 记忆中没有母亲着新衣的镜头. 有一个镜头倒是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一天, 母亲下班回来胸前抱了一堆高过头的草纸,母亲只能朝后弯着腰,仰着头走. 邻居们看到了,都感叹母亲的不容易, 说是为男为女啊! 现在出门以车代步的我,想起此事,就觉得不可思议. 母亲不骑车, 从工作单位到家也没有公共汽车,步行至少要二十分钟. 柔弱的母亲是哪里来的劲把这一大捆东西抱回家的?

逢年过节的时侯,母亲就更忧心了. 为了让家里也能有一点节日气氛, 母亲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地凑钱, 买一些应节的食品, 让家里老的小的都高兴. 记得还是在留芳声巷44号楼上,有一顿年夜饭, 我们姐妹众人把一盆年夜饭的红烧肉吃得精光时,母亲笑着问我”味道还好吗?”, 当时无忧无虑的我居然没有发现忙了半天的母亲还未嚐到自己做的肉味道如何？

母亲天生丽质, 虽常年粗茶淡饭素衣,也难挡她白皙脸上的笑容和浑身洋溢的才华. 母亲常在家庭周末晚会上大显身手. 记忆最深,最使人留恋的一次是,镇江的表弟妹来访, 当时云表哥已在我家寄读. 二姐是我们家的金嗓子, 当任不让地唱了”好一朵茉莉花”等许多好听的民歌; 三姐能歌善舞, 在二姐的伴唱下,跳了”花儿与少年”等舞蹈; 云表哥吹口琴, 他熟悉许多外国名歌; 华弟也是我们家的文艺积极分子, 他即兴就将几个碗啊, 杯啊的排在一起, 用水的多少来调音, 奏起了欢快的打击乐”真是乐死人”, 表弟小青也是文艺多面手,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快板, 嗒嗒嗒地就边打边唱边说起来,母亲的箫”满江红”, 还有唱做俱佳的老生戏”捉放曹”是压台戏…不会表演的庆哥, 大姐, 琴表妹和我就为他们拍手叫好做啦啦队.家里温馨和欢乐的气氛一扫平日贫穷带来的惨云愁雾. 母亲的热情, 随和, 让表兄弟妹们乐意造访我们拥挤清苦的家, 也让做儿女的我们日子过得无拘无束.

有一个元旦节, 我们姐妹由嘻闹到争吵, 母亲却在一旁悄悄地抹泪,说今天是你们父亲的忌日, 而当时不懂事的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在她慈祥,开朗的背后还藏有深深的痛苦. 我三岁就没有了父亲, 只知道父亲是”脑冲血”去世的，直到我申请入团的时候才知道父亲是因历史反革命被秘密枪决的。？（父亲的死没有判决书） 初中二年级时,班级辅导员要我争取入团,入团报告交上去后,就被辅导员找去谈话,说入团第一要对组织忠诚老实,你要填写你的父亲. 我为此回家问母亲有关我的父亲,谁知我刚一开口,母亲的脸色就沉了下来,眼圈发红,哽咽着告诉我父亲其人和父亲的死. 事后我知道母亲未卜先知是因为姐姐已因同样的原因问了她同样的问题. 但当时不懂事的我只知担心自己.我听傻了眼,责问母亲：”怎么是这样? 怎么不早说? 辅导员已经说我不老实, 现在不是更要以为我是故意隐瞒了吗?...”母亲耷拉着脑袋喃喃地说”你们那时都还小….”我至今都还记得母亲那黯然神伤的样子, 好像是她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母亲其实是不想在我们幼小稚嫩的心灵上过早地划上粗线条, 母亲只是想独自背负起这沉重的”黑锅” 吞纳由此带来的莫须有的罪与罚. 回想起来, 母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父亲, 抱怨过这个婚姻给她的生命带来的逆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