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与社会发展的悖论(下)
文章来源: 越吃越蒙山人2024-06-10 11:52:56
(西方为什么统治世界 之四)
 
按照Morris的理论,在冰河纪结束后,为了适应地理气候环境,人和资源的相互作用一环套一环,促生了文明的发展。
 
由于冰河纪的结束,大地复春物种重新丰富,于是游猎民采集民的日子也随之好了起来,从自然资源中摄取的能量可以充足甚至富余,这个情况转变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就是生育率提高,人口增多。人口的增多就给原有的资源带来了压力。于是就有了那些做得好的成功的游猎采集民们,将一些收集到的富余的谷物和围猎得到的富余的动物驯化,成为能够种植饲养的品种,这就促发了农业的形成,一些游猎采集民们变成了专门的农民。农业越做越好,农民的人口膨胀起来,有了人口聚集的村庄,于是新生活形式的压力又施向了资源。为了生存,特别是当气候不利于分散生存的人们时,他们就又开始变化,村庄升级成为了城镇,然后城镇又转变成为国家。英文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的词根就是来自拉丁的城镇,civis 一词。有了人口聚集的城镇,有了文字,文明就开始了。一些城邦和国家,运行的特别成功,随之而来的资源问题又迫使他们走向帝国。这些帝国,一开始时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后来控制大草原,再后来控制了海洋。有些这样的帝国,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循环模式,将压力施向资源,最终把人类社会代入到了工业经济。
 
所以,追求高端帝国(high end state)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样的追求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是一样。只不过有的地方不断地成功,这样的组织形式存在的时间长,有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使得这样的组织结构松散更容易破碎,继而产生新一代的高端帝国。在此,我的们也只是在谈论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历史现象,并未对其做任何价值或者道德的评判。
 
成功的文明发展势必走向高端帝国的形式,这样的帝国中心被称作是该区域文明的内核所在。而在这个文明区域的边际地带,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却总是蕴藏着能够日后颠覆帝国文明的落后优势(the advantages of the backwardness)。一但这种边缘地带的落后地区凭借着的落后优势逆袭得手后,就会有所谓的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古罗马相对于得到古希腊精髓的马其顿,秦国相对于接受过孔子礼教的中原六强,都是这样。这样的落后蛮族,有强劲的军事组织手段且暴力野蛮,他们糟蹋文明屠杀生灵。可等血流干了,帝国生成后,属下的民众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更好(秦朝好像不是这样,劳役太重,但很快接手的汉朝就让事情好转了起来)。于是,随后的社会发展指数反而也能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罗马帝国就是这样。这种所谓的backwardness advantage现象其实也是一个悖论,它是嵌套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个社会发展悖论之中,不断地发作,破坏稳定成型的先进文明,但有时候又能推动文明的更新。
 
在欧亚大陆两端各为汉朝和古罗马的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抢劫,是让当时算是发达的帝国文明都很头疼。皇帝们不可能总是出动大军去横扫这些游寇,那真是叫用拳头打跳蚤,社会成本太高。当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这么描述这帮凶蛮的游寇:他们的外形仍然是人类,但很恐怖,他们的生活很粗躁,不用火也不烹煮食物;他们依赖草根和半生的肉生存。肉只是稍稍放在大腿和马背之间温一下。这样的部族,文明的农业社会拿他们真没什么好办法,短期多是计谋取胜,长期则更多是靠怀柔政策。
 
说起来宋徽宗父子也不是这世上唯一遭受落后文明俘获欺辱的帝王。公元251年,从北方波罗的海冲杀过来的蛮横的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杀了一个罗马皇帝。259年,罗马皇帝Valerian被波斯人俘获,投入笼子受尽折磨,最后被剥皮挂在城墙上。那时候,在西方文明圈里,罗马帝国是最为发达富有的文明,但时不时地也会经常被欺负。按照我们前面介绍过的Morris发明的测算标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 (相比于2000年西方的指数1000),这是一个农业帝国难以突破的社会发展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