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贪婪和恐惧这些固化在人体基因中的本性，使得在自然进化中力求生存的人们本能地追求容易、高回报和安全的方式去做事情。所以，Morris再三强调，历史不是神仙圣人创造的，不是帝王将相贵族骑士创造的，不是英雄豪杰创造的，而是千千万万具有这种懒惰贪婪恐惧本质的普罗大众创造的。他把这个说法称之为摩瑞斯定理（Morris Theorem）。呵呵，听着有点耳熟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既然普通大众是创造历史发展文明舞台上的真正主角，那么祖居于世界东西半球的主体民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鸦片战争以前，东方人（主要是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说他是盲目自大也好井底之蛙也好，基本上就是华夏文明圈之外的异族都是未经开化的蛮夷。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十七世纪以前记载不多，比较流行的是出自马可波罗游记，那里边说，中国少女文雅端庄，食物味道美妙细致，中国太太个个像天使，杭州人的好客礼仪让人难以忘怀。Balabala，所有这些不知是出自他的想象道听途说还是亲身经历。不过，再怎么说，这些也都是浮于形表的感觉，没有深入到灵魂。

 

十七世纪以后，在欧洲的知识阶层开始看东方看中国的时候，他们是谦卑的。我觉得这种谦卑出自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那时候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的确足以让西方人自惭形秽。另外的可能是，西方人不了解东方，所以开始的时候显得谨慎，等看穿了真相后，轻蔑就随之而来了。

 

到了十八世纪，除了伏泰尓觉得像东方那样没有宗教迷信愚蠢，忠于理性思辨的孔夫子学说才是欧洲启蒙的样板，其他同时代哲人大都得到的是相反观点。Baron De Montesquieu认为欧洲人有活力的体魄和头脑，有耐性且强悍；而处于热带的亚洲人（中国人）有摆脱不掉的奴性。呵呵，好像也是哈。Carolus Linnaeus（基因学之父）则认为，中国人不是有奴性那么简单，他们是不同的人种；他认为这世界上有四种不同的人类：欧洲的白人，亚洲的黄人，美洲的红人和非洲的黑人。除了白人，其他都是低劣种族。1770年的休谟认为，只有白种人才能有真正的文明。接下来的康德更为过分，他甚至怀疑，从根上讲，黄种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种族，他戏虐地认为，他们只是印度人和蒙古人混血生出来的杂种。对此，Morris 半开玩笑地讥讽道，Daring to know apparently, was for Europeans only。

 

1937年的时候，有三个年轻人从南京出发，远渡重洋前往英国，他们来到了剑桥校园。那时候的欧洲还在种族优劣理论的笼罩之下，三个黄种人在欧洲最高学府的出现着实激起了不小的波动。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位名叫鲁桂珍（Lu Gwei Djen）的女子，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东方女性魅力吸引了一名生化学者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颇为亲密的交往过后，这位英国绅士对眼前的这名东方女子的智力水平大感惊诧，他问鲁桂珍，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怎么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The Needham Problem）。有八卦说后来的故事很有意思，已婚的李约瑟和鲁桂珍之间的婚外情得到了李约瑟夫人的包容，据说一个屋檐下三人行的浪漫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这种没验证真假的故事不能多聊，还是回到正题。二十世纪DNA理论和检测技术的发展，揭开了地球人种来源的奥秘，非常的缜密严谨。基本的脉络是这个样子的：远离了撒哈拉沙漠，一路往北游走的智人，看到非洲之外还有这么广阔的天地，就渐渐地四散开来，在欧亚大陆上各求生路了。后来的气候变化，使得有的智人能够穿过白令海峡进入到了美洲，另有一部分借助当时低洼的海水线通过一连串太平洋岛屿来到了澳洲。总之，除了那些在几千年上万年之内能够改变的极其细小的基因（比如影响到肤色，外形等）之外，地球上现代人类的DNA基本一致，都有1%－4%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没有出走的智人后代，没有这一部分基因）。以前所猜测的，东亚人是带有周口店山顶洞人基因的后裔，或者中国人是南亚矮黑人的后裔等等，都是无稽之谈，没有科学根据。

 

这样看来，东西方的人种是一样的，面对外界面对自然，大家都是一样的懒惰贪婪和怯懦。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是住在西方的智人后裔统治了当今的世界，而不是东方人呢？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要看看东西方的智人后代，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各自发展起来的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