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是隐忧，所谓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对比，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大众文明素质的对比，已经隐了30+年了，孕育低劣的土壤犹在。

      我所知道的是30年前，北方某大城市的外资纸制品企业的员工， 对一米直径的原料纸卷，只是沿着侧面划上两刀，这纸卷就能作废了。

      听一听某社的相声，拿家人取乐，隐晦的男女关系，跟**转的档次不相上下；自媒体圈子里，除了体现国人“民以食为天”的做饭节目铺天盖地以外， 摆拍的恶搞视频也是大行其道。

      当我们讨论国家、民族前途的时候，经常跨不过体制这个坎，但体制和国民性，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古代有LICENSED的史官被官宦要求违反真实、为其歌功颂德时，不惜以命抗之，再来一个仍然如此，呜呼，壮哉！对比当下抬轿子的队伍规模之庞大，你就知道，民心早已不“古”了。

      有逆来顺受的国民，必然就有作威作福的政府，这也是简单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文化体。

      另一层面，“县官不如现管”不也是官民可以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胡来的真实写照？

      这也就有了跟戒备森严的门卫盘几句道，递上棵烟，你就可以顺利溜进去的存在；被惹怒的外卖小哥在你点的外卖里面加点“佐料”，也就不是新鲜事；相应的，生产紧缺物资比如现今的口罩的小民自然有条件“奢华”一把，旁边自然就有配合摄像、起哄的友军。

     实际上，宁死不屈的史官心中必然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意识存在，不管是对史实的敬畏，还是简单的对职责的坚守，进化了几百年的我们，显然是走错了方向。

     方向的错误，就是因为土壤。

     造就这种土壤的， 是民，也是官。

     改变这个土壤，更多的是民赋税而豢养的官的责任！

     为官，拥有了权力，必然也就相应的责任。

     可惜的是，很多官，反腐前，过分地扩展权力，而忽视责任；反腐后，则是畏于责任，而收缩权力不作为。

      官的素质也不过如此。

      都知道木桶理论，木桶的蓄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能力、地位形象，不也是取决于素质最低的那部分民、那部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