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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之说，似属迷信。不曾想到它竟实实在在落到了我自己身上。1958年5月离开这里，农村、畜牧场、工厂、经由《西湖》，兜了一大圈，1980年8月，终于又回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
当年，女儿尚未出生；这时，她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回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难免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倒也没有过多的喜悦和伤感，二十余年的磨练，我的感情已经结上老茧了，只是有些岁月不再的感慨而已。
原来只有一个浙江人民出版社，一幢楼房，现在已分出美术、科技等几个社，房子也多了些，不过我来到的文艺编辑室，仍属人民出版社。只是增加了好些新面孔，但也还有着几位老熟人。室主任李偀民，原是我在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直接领导，并受我的株连，被批判为“丧失立场思想右倾”。分管副总编刘耀林，虽不是旧识，却也由于陈学昭同志的关系，有过多次接触，也是决定我这次调回出版社的促成者和具体操办人。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因此老伴戏说我“福气”好，遇到了好领导。以后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此时编辑室里，已经放好了我的桌椅，算是“虚席以待”了。写字台上，除了文具，已放着一摞厚厚的书稿，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肖容，也是我的老作者，1956年，我编过他的一个中篇《在漩涡中》，这书名像是个不祥的预言，出书不久，他和我在不同的单位同时被卷入“五七”那个巨大的漩涡中。没想到“改正”不到两年，他就写出了这样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令我十分佩服。
这段时间，正是文艺书籍的黄金时代，特别是长篇小说，征订数一下就是几万到几十万册。当编辑的，工作虽然辛苦繁重，却也相对单纯，只需管好书稿的组织、发掘和案头工作，不必操心印数和发行等事。所以大家意气风发，情绪很高，挑灯夜战，不以为苦。
1983年3月，成立浙江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从浙江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其实也只是多了一套行政班子，编辑人员增加不多，不过分工更细化了。
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想为这个新成立的单位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突然一阵“清除精神污染”的狂风袭来。我编的一本中篇小说集被击中，作者是两位青年。我以为作品虽说不上优秀，但决没有什么“污染”之处，大部分同志也都有这看法。但一经定性，不容辩解，我是责编，当然难辞其咎。没有想到刘耀林同志却挺身而出，说他是终审，应由他承担责任！此时此刻，我真是感动万分，但是我又岂能够让他为我受过？当时僵持。后来幸亏出版局主要领导宽厚明智，只将该书停印，没有追究谁的责任。同时，大气候也趋向和缓，这事不了了之。
后来我将清样交还作者，他们转投群众出版社被接受出版，作者送我两册。我翻看后，发现未作任何修改，连版样也是原样。事过境迁，当然也不必再提。
过了不久，老刘调离文艺出版社是否与此有关，我不清楚。但他的这种与人为善、勇于担当的高尚品德，使我终生铭感！
此后三年，平静度过。1986年，按政策我办了离休手续。不过离开了岗位，并没有离开工作，只是将一些书稿移到家中了。这些年中，参加了几部文集的编辑，也参与了一些组稿活动，直到1998年编完了《陈学昭文集》，才算是真正结束了我的编辑生涯。
2012年11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