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当时尚属青年的同志，现在也已皤然白发了，有的早巳离休退休，还在工作着的，也是在站着最后一班岗了。偶然有机会碰到一起，谈起在东海文艺出版社的那段日子，至今还是颇为怀恋的。
东海文艺出版社筹办于1956年8—10月间，我能清楚地记得的是那年国庆节游行时，我们已经扛着“东海文艺出版社”的宣传牌了（按，据档案材料记载，东海文艺出版社是195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
在全国出版系统的大家庭里，东海文艺出版社只是个年幼的小弟弟；而作为专业性的文艺出版社，它出生是不算晚的。我记得属于全国性的，当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还有天津的百花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其他地方的文艺专业出版社尚没有或极少。
东海文艺出版社是属于浙江省文联领导的，当时的省文联副秘书长林辰夫同志兼任社长，张亚中、李偀民同志和从浙江省军区宣传部转业来的季沉同志任社委委员。出版社正式开办时，张亚中同志脱产去北京文讲所学习，因社长是兼职的，社内实际工作由季沉同志和李偀民同志共同主持，季沉负责全面，侧重行政领导和经营管理，同时兼审部分书稿；李偀民侧重抓编辑部并兼《大众演唱》的主编。此外还有一位许天虹先生任编辑部副主任，参与审稿。
当时的编辑部文字编辑不足十人，除了原《浙江文艺》编辑部的朱秋枫，周天祥，沈祖安，童叔韶和我又从浙江人民出版社拉回去之外，又从浙江大学调来了袁卓尔同志，从鄞县文化馆调来了朱承斌同志，还从省文联调来了徐黎平同志。
文艺出版社虽是专业性的，但文艺本身门类很多，需要分工。因此我们基本上是一人挡一面。我记得当时是朱秋枫分工编诗歌，周天祥分工编曲艺和音乐，我编小说散文，袁卓尔编古典文学，朱承斌编民间文学，徐黎平编儿童文学。这样的分工，并不是说哪个人在哪方面有什么专长，而只是相对来说较为合适而已。只有戏曲剧本当时编辑任务特别重，才由沈祖安和童叔韶两人负责。这样，虽算不上人尽其才，而从当时的我们来说，却确是努力在各尽所能了。
因为出版连环画，美术编辑有了四人，除了韩关镇是从浙江人民出版社来的，有刚从美专毕业的两个大学生孙光基、吴薇芬，还有一位华胄，似乎来了不多久便走了。
我们这些人，除了编辑各人分工的书稿外，还要兼编《大众演唱》的稿子。这个刊物大概出版了三期，后来与省文化局办的《俱乐部》性质类似，奉命停办了。
行政工作这个摊子，当时也只十多人，和编辑部一样一人挡一面，甚至一身兼数职。有些做法一般看来似乎不够科学，但在当时人少事多的情况下，只能如此。如周剑佩同志，就会计出纳一人兼，金祖华同志总务采购一人兼：从部队来的潘若虹同志人事和行政一人兼。资料是从文联来的徐月英同志，编务是部队转业的何槐昌同志。只有出版业务繁重而细致，有两人做这方面工作。
当时大家的工作热情，真是一把火烧得起来，这里面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单纯和幼稚，更主要的却是满怀壮志豪情，以为党既然交给我们这样重的担子，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因此—定要拼着性命把工作做好，人人都把这当作终生事业。
出版社要出书，出书需要稿子，勉强排定了桌椅座位，就兵分几路，四出组稿，季沉以他解放前在上海读书和文艺界前辈的关系，偕同朱秋枫、沈祖安去上海向巴金、靳以、师陀、丰子恺等名家约稿。丰子恺的《近代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和萌芽丛书《翠姑娘》，就是这次组来的。另外一些老作家答应的书稿还没有来得及寄到，“反右”却已开始了；袁卓尔以她在大学工作的人事关系，向学者教授组稿，如夏承焘先生的《怎样读唐宋词》，宋积仁的《古典文学选讲》，也就是那时组来的。中篇小说《在旋涡中》和翻译小说《未寄出的信》，则是我以原《浙江文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组来的。为了整理曲艺艺人的口头艺术，周天祥经常扛了个二十多斤重的钢丝录音机到书场去录音；编剧本的两位同志白天看稿，晚上还得一遍又一遍地看演出。那一时期，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如越剧《碧玉簪》、《孟丽君》、《泪洒相思地》；婺剧《黄金印》、《孙膑和庞涓》；绍剧《龙虎斗》；湖剧《麒麟带》等数十种，大大地丰富了各地的舞台演出。
以上这些书，在“左”的思想统治文坛时，有的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到批判，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大部分得到了再版。它的社会效益，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从经济效益来说，办社一年，除了开支，盈利2万元，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
东海出版社的社址在原武林路138号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楼下三间，一间是会计室兼出版室，一间会客室，当中一间是过道，放一张乒乓桌，这是全社唯一的体育用具，有时也用来作打包捆书。二楼三间，两间作编辑室，一间是资料室。整个出版社就是六间房子，三楼及其他附属间则都是集体宿舍。成立之初，一无所有，连办公桌椅都是东拼西凑的。直到后来经济好转，才由金祖华同志到东阳义乌去置办来一些必要的家具。
还值得一提的是部队转业来的三位同志，他们来到地方，一报到，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也不容许有时间安排生活，立刻就与大家一样投入了工作，并且毫不逊色。特别是出版印刷业务，技术性相当强，而汪国铨同志跟了一个月的班后，即能独立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当时的东海文艺出版社，上下打成一片，有事大家商量，工作虽然紧张，气氛却很和谐。同志之间，虽有分工，却不分家。遇有送信、打包等行政上的杂务，办公室的同志忙不过来，编辑部都会来帮；编辑工作上需要什么东西，总务连夜会去采办。工作紧张时，打几个夜班，当时都不知道拿夜餐费。星期天，节假日，大家一起去游览；哪个同志办喜事，大家凑份子办桌酒请新郎新娘。既是祝贺，也加强团结，宛如一个融洽的大家庭。即便是遇到像调整工资这样有关每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没有人特别计长较短。有的同志还主动谦让。如李偀民同志她1955年从部队转业时是大尉，按地方工资是行政17级，有人提议加一级，上下都没有意见，可是她自己却主动提出不要加，因此退掉，谁知这一退却是长长的二十六年，直到1982年普加时才加了一级。
这个行动，在现在有些人看来会被嘲笑为傻瓜的，但在当时，领导同志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在群众中是产生了良好影响的。
1957年夏季到秋季，“反右”运动日趋紧张，但大家在参加运动的同时，仍坚持着编发书稿，有时白天耽误了，晚上加班，所以书还是一本本印出来。1957年共出书96种。
但是随着所谓“斗争”的深入，东海文艺出版社被指斥“犯了方向性错误”，决定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原东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除少数留在省文联，大部分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那时一切都是组织决定，尽管大家对这个集体十分热爱，却也无可奈何。于是原来属浙江省文联领导的东海文艺出版社，就到此结束了，它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
以后，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牌子还是挂了一个时期，但实际上它只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另一块牌子。
到1958年1月，“反右”高潮已过，但还要“补课”，于是，原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朱秋枫和我以及一个搞出版的共三人，被“补”上了“右派”，下放劳动；其他同志也下放的下放；调离的调离，绝大部分都被散去了。
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右”得以“改正”，文艺获得解放，现在很多同志都已返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上，但有一部分同志却始终未能归队。
以上是我所知道、所经历的关于东海文艺出版社的情况，也许有所疏漏或记忆不确，好在原东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还有，希望能补充和修正。
198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