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石泉教授由陈寅恪指导，于1948年完成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此书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由于其史料之甄别，事实之澄清，观点之提炼均由陈寅恪把关，是陈寅恪生平指导的唯一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 的确是史学研究中的上乘之作。陈寅恪对石泉说，他自己不能做晚清史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容易动感情。”有情而知抑情，真是大史家本色。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立论可以说是公允持平的，绝非1949年以后那些贴标签，扣帽子，指鹿为马，胡乱套用理论的 “研究”可比。看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如何分析最关键的人物和势力消长，即可见作者的史材。

首先，作者对李鸿章基本持同情的理解态度。作者认为，李鸿章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自强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且头脑清醒，“深知中国实力之决不能敌外人。”应该说，这种清醒的判断，是李鸿章奉行主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也恰恰是当时人攻击他，后世认为他投降，卖国的关键所在。

其次，作者对于当时时而批评改革，时而盲目主战的“清议”派，较为反感。并且认为，守旧势力对改革派官员横加阻碍，对一切洋务事业批评和抵制，是李鸿章不能实现理想的重要原因。作者对翁同龢的评价较低。翁为清流士大夫之首，1886年起任户部尚书，在海防所需的拨款方面，并无同情赞助。作者认为，筹款是守旧势力牵制洋务运动的重要手段。

的确，李鸿章的困境在于，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在晚清现代军事，工业化和外交三个方面，他所作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但正因他深于实务，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体制痼疾，而攻击他的清流，并不涉足实际，只知放言空论。因此，作者说他是非常孤独的。

当然，在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上，梁启超也是极有见地的。在《李鸿章传》中，梁公允地指出了李的政策错误: 李鸿章鼓励朝鲜自主和各国缔约，以抵消日本的独占倾向, 事实上造成了朝鲜的独立状态，但另一方面又派兵干涉朝鲜内乱，给日本人制造了口实。这里，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介于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现代外交和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朝供体系”本身也造成了中朝关系的含混。李是个实干家, 并非理论家, 我觉得他对现代国际关系和中国传统朝供体系之间的区别认识可能是肤浅的。另外，当代甲午战争专家戚其章也指出了李的另一个失误：军事上过于保守，但外交上过于强硬, 而其强硬的背后，又是对西方干预中日纠纷的过度依赖。

在弱小的改革派和强大的守旧势力之间，是位于权力顶端的满族皇帝和贵族集团。这部分人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在两派间操纵平衡，使得深入和大规模的改革更无可能。我们今天来看，中国存在的强大的保守势力和外来的异族统治集团的自利心态，是晚清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两个重要区别。作者指出，李鸿章始终进入不了权力核心。其实，这一点也是公正评价李鸿章，认识其局限性的重要前提。

石泉对慈禧太后的看法是“才力足以驾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但是对此也有充分体谅：“盖己身为女主，受当时环境之影响，自幼无由得充分之教养所致也。”

作者认为，李鸿章一方面对中国的实力和弊病有远比他人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却对日本的野心大大低估，因为李不相信日本敢于对中国发动战争，导致其外交上过于强硬，不肯转圜，军事上却准备不足。从作者所引用的一些材料看，当时的清流派对李鸿章的批评也有正确的一面，这正是外交上当面临日本公然侵犯中国在属国朝鲜的利益时，过于依赖英俄调停。但强硬主战派的错误，则在于过于轻视日本的实力：“即使开战，日人远非西洋各国之比，并不足惧…”

战和两端，殊难决断，光绪帝其时受翁同龢影响甚深，决心开战，但执行中，却是和战并行，期望以军队入韩迫使日本“悔祸”而谈判，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当时中国上下可能都低估了日本人志在必得的野心及疯狂，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前提是己方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当时中国实际上并不具备的，连李鸿章本人对北洋舰队的实力都无把握。但另一方面，连在华的西方人都一度相信，中国有把握取胜。这些混乱和矛盾的评估，根本原因在于，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当时对日本的真正实力都不够了解。

至于海陆两军，内部派系纷争牵制，武备疏忽，将领怯懦自私，或专业不精，已经无须再重复。作者的确对李鸿章难以苛责，最上层打自己的算盘，中间的主战派其实并无见识，下属的将领自私揽权而且无能，李鸿章是无力回天的。

作者指出，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淮军被击溃，声名扫地。此时复出主持对日外交的，实为恭亲王，而此人正是一个铁杆主和派。在恭亲王主持下，李鸿章被起用来参与对日交涉，不过因为他长期办理外交，既有经验又有国际声望。今天看来，把和议的责任推到李鸿章一个人头上，肯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是西太后的既定方针。主战派虽然反对和议，抨击李鸿章，但是对于如何进一步防御，阻止日军直捣北京，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实力太差。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形下，所谓主战也不过是一种态度，虽然咋咋呼呼，热闹好看，却并没有真正的作用。

其实当时日本人在胁迫中国的诸条款中，最看重的就是割让台湾。中国则群情激愤，都反对放弃台湾。李鸿章自知割地事大，上奏明言：“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尔！”皆载于翁同龢日记，可见李鸿章的真实态度。坚持割地的人，是恭亲王重用的大臣孙毓汶。中国当时的一个困境是，北京的地理位置距离朝鲜半岛太近，真要抵抗，必须迁都，但迁都城涉及国家体制，无人敢言，即使抵抗，也无可用之兵。对骄横的日本人来说，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如果不满足日人所提的条件，则立即进兵攻占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割让台湾满足日本成为清廷自保，断尾求生的唯一途径。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言下之意就是最上层统治集团保命要紧…而本身就不在决策核心的李鸿章能有多少责任? 他既不是宗社成员，卖哪门子国? 事实上，李鸿章听说自己被授予全权去割让领土，当场就吓了个半死: “闻命之余，曷胜悚惧！”

距今120年前的1895年，4月21日，李鸿章从日本马关转来日方把赔偿三亿两白银减为二亿两的条款，光绪皇帝终于复电接受。不知何故，石泉先生竟然没有提及3月24日下午李鸿章被刺这件戏剧性的事情。 1895年5月2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诏，宣布接受对日和约，并希望得到天下臣民的“共谅”。公告强调京师为宗社攸关之地，言下之意还是为了保北京，迫不得已必须牺牲台湾。公告还提到，连日“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天津海啸波及北京，一时间天气骤变，凄风苦雨，连电报都中断了。看来连老天也不眷顾中国，关键时刻掉链子。皇帝本来都相信天人合一，这一极端天气的折腾更是让年轻脆弱的光绪德宗精神崩溃。

这一年中国真是倒霉透了。

整个割地决策其实都由西太后遥制，但形式上，则是由大臣建议，光绪批准。作者注意到，西太后故意把割地责任转嫁光绪，自己撇清责任，“其自谋可谓巧矣”！但是，作者指出，在上文光绪颁发的朱谕中，有“曲笔”表达处境之难。我猜这曲笔可能是“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防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一句，意思是，再和日本人斗下去，万一日本人打进北京，惊动了老太后，情何以堪？再换句话说，就是暗示，我这儿皇帝无奈割让台湾，其实是老太太的意思，后世一定要追责的话，请你们明鉴!

当年，周恩来明知刘少奇被构陷，写一句“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的江青同志致敬！”大概也是给后世看的。

1895年6月2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赴台交割，在淡水遭抵抗力量攻击，遂在基隆会晤日本接管人员，当晚签约，正式交割台湾。台北总统府导游以一幅图画介绍说李经方当时乘坐小船登上日本军舰，交给日人一张无台湾的中国地图，然后离开，看来不准确。李经方的确上了日舰，但目的是去基隆正式交割，不是上去一趟送个地图那么草率。

此后三年，光绪皇帝卧薪尝胆，开始追求改革，西太后贪图享受，对改革仍然隔膜，士大夫中翁同龢影响最大，可惜思想老化，对改革并无具体办法，不过致力调解帝后之冲突而已。至于后起之康有为，因其狂悖，被恭亲王和翁同龢双重压制。

最后，石泉指出甲午战败的三大影响:1，康有为改革运动的兴起；2，孙中山革命的初起,3，淮军崩溃后新军的兴起。他对康有为的维新活动的评价也堪称公允。一方面，他承认“百日维新，看似如火如荼，实皆纸上文章”，但却承认康梁的社会活动，如办报，兴办学会，对当时知识分子起了极大思想启蒙作用。换句话说，康梁作为活动家和启蒙知识分子的贡献应该肯定，而搞政治则不及格，书生气太重，以至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