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官方的叙述和教科书式的“历史”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毛泽东如何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坚决抗美援朝，甚至牺牲了自己的长子，最后胜利地把美帝国主义赶回三八线以南。另一种错觉是带有修正史观性质的，就是在新史料和解读的基础上，认为毛泽东是完全被动地被苏联拖入韩战的，“抗美援朝”只是苏联全球战略的工具。这两种观点中，第一种显然是一种过度的简化，完全忽略了全部决策过程的复杂和反复，以及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艰难决定；后一种揭示了某种程度的历史真实，但忽略毛泽东在其中的主体性和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算计和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是，两种假设都忽视了历史过程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偶然性，前后矛盾，思想演进，乃至幕后故事的复杂和动态的过程。

了解毛泽东对韩战的真实态度，需要从三方面入手：1，中国内战和重建。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主动卷入韩战肯定是缺少动机的。中国方面至少在1949年底就已经知悉金日成进攻南韩，统一半岛的计划，但在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真正关心的仍是如何夺取台湾，完成解放大业，以及中国从战争中恢复和重建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宣布南韩和台湾的防卫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对毛泽东来说，只有关于台湾的部分才和他有关。直到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还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复员的命令，关注点集中在提高海空战力以攻台；国内剿匪；以及把军费开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复员一直进行到6月下旬，即韩战已经打响之后，而进攻台湾的计划，也在7月正式被宣布推迟。毛在1949年12月访苏时曾向斯大林表示，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时期。据周恩来在1952年和斯大林会面是时提及：1950年中国军费占全部预算的44%，1951年为52%。

2，苏朝关系。中国人容易误信官方关于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的宣传，不知道金日成的南侵计划最初只向斯大林请示，而且从苏联获取了大量援助这一事实。苏联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对朝鲜人民军的援助超过同期对解放军的援助。金日成于1939年至1940年上过苏联的步兵学校并在从1942年起在苏联远东地区担任朝鲜营营长，直到抗战结束，并由苏联人一手扶持担任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曾亲口感恩戴德说，“朝鲜是苏军解放的”，他和苏联的渊源和感情远远超过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这也是后来朝鲜党内亲华的“延安派”遭清洗的原因。在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中，中国最初几乎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而且，金日成一方面发表过一些轻视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言论，一方面似乎很有意识地防范中国的影响借他的内战扩展到朝半岛。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更没有理由对邻居金日成的统一计划表现出特别的热心。准确地说，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计划既非明确反对，又不是积极支持，而是把前提设定为中国完成内战，这种审慎的观望态度或许也为自己留下了转圜的空间。1950年5月13日到16日之间，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但仅仅是把他的南侵计划知会毛泽东，而毛并不赞同。中朝之间的冷淡，表现在1950年7月8日，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发给苏联驻华大使由其转交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电文中说， “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该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尽快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和朝鲜联系的话。”这封电报说明两个问题:1，中国在韩战爆发两周后，仍然没有和金日成建立日常联络，态度比较消极；2，最后一句话语带嘲讽，说明除非苏联出面敦促，毛泽东根本不认为有和朝鲜联系的必要。

3，中苏关系。尽管有上个两条重要因素，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於同年4月11日起生效 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无可避免地把中国绑上了苏联的战车，而这一关系带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当苏联出面要求中国出兵为金日成解围的时候，中国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拒绝的。事实上, 斯大林铁了心要把中国拖进韩战的终极目标之一,是要使得中国和美国通过一场面对面的战争就此交恶，堵断中美间任何寻求关系正常化的渠道。只有把中国和美国尽可能隔绝起来，中国才会完全依赖苏联，也才符合苏联的最大利益。这也是苏联并不热心帮助毛泽东进攻台湾的原因：一旦中共夺取台湾, 美国和蒋政权之间的关系就告终结，那么,中共和美国之间基于国家利益和而非意识形态改善关系的障碍也就随之消失，这势必是给冷战中的苏联的当头一棒。同时,斯大林也铁了心不让苏军和美军直接冲突，那么,“历史的重担”就只能落在中国肩上了。同时,也正是和中国的结盟，使得苏联可以放胆支持金日成，而自己不派军队。

以上三方面因素中,第三方面的因素，即苏联的强大力量最终彻底压倒了前两个方面的考虑，使中国不得不加入到朝鲜战争当中，以获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也为了证明自己是这个盟约中勇于承担责任的平等的伙伴，而不是个单方面受施舍的角色。这种在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中追求平等地位的努力，曾经体现在中方坚持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心态上。以毛泽东那强烈的自尊心和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让他甘居人下，是很难做到的，因此，毛泽东虽然慑于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能量，也鉴于中国事实上的弱小，在中苏关系中做了很多妥协，内心对平等的追求却是没有放弃的，对斯大林也始终耿耿于怀。另外还必须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已经达成共识：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舵主决定让中国担任亚洲这个块码头的分舵主，那么，中国对于辖区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但是，就此以为毛泽东的参战纯粹是做斯大林的走卒，肯定是错误的。就毛泽东来说，假如美军不过三八线，中国的行动将很可能止步于在边界警戒,因为在1950年上半年，毛泽东已经向金日成移交了隶属四野的三个师，共计14，000 朝鲜士兵。但是1950年10月2日，联合国军下达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应该说,使此前中方的克制和防御态势转为以攻为守。这里需要提及学界的一个争论：1）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导致中国出兵; 2）出兵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决定的，和过不过三八线其实无关。

笔者支持第一种，即比较传统的理论，即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原因除了上述中国方面有大量内部问题需要解决，和朝鲜没有结盟关系,也没有得到金日成的专门请示和请求以外，还认为毛泽东此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后来那么极端，不存在一定要把革命推向中国以外地区的动力。另外，毛泽东，尤其是在对外较为温和的刘少奇，周恩来影响下,对对美关系暗中仍持一种审慎和和缓的态度，不会愿意真正和美国彻底翻脸。这里需要注意的,也就是第二种观点的重大缺陷，就是毛泽东此时的战略思考更多是着眼于“国家利益”，而不完全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档案材料也支持这一观点。1950年7月5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一方面，在7月5日之前，也即早在敌人真正越过三八线前，中国方面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中方把前提设定在对方是否越过三八线。假设联合国军不越过三八线，苏联将很难说服中国出兵，毛泽东将更难以下决心，也会受到中共政治局内更为强烈的抵制。

但是，把这封电报和那封关于中国不向朝鲜派出联络代表的电报结合在一起,难免给人这样的印象：毛泽东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入朝参战，但却不重视派代表和北朝鲜直接沟通，也不必征求人家的意见，这让人觉得毛泽东的决策是帮自己多于帮邻居。难怪多年后这邻居对“志愿军”的功绩根本不予承认。然而事实是, 毛泽东仅仅是以苏联，而非朝鲜的盟友的身份参战。朝鲜想要的是什么呢? 1950年9月29日, 金日成在被联合国军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致电斯大林，要求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又苏联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做不到,“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显然，金日成根本没有想过由中国独立承担支援的义务。

对中国来说，如果朝鲜半岛北部被美国占领，东北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和能源基地就将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这肯定是很难接受的，一定要保住北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区，其实也类似古代的“屏藩”。笔者多年前和一位曾经参加过韩战，后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史领域名家的韩裔学者闲聊到中国对于把东北边境暴露在美国炮火下的担忧和干预的理由，这位教授竟不以为然，说，现代战争，他真要打你，靠不靠你边境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打吗？或许从客观上看，他说得也对, 不过，这种二十一世纪的理解可能还是无法代替当时并不“现代”的中国人的心态。后来苏联在中国边境把上百万军队,就令毛泽东寝食难安。不过，韩国人内心对于因中国介入导致半岛分裂（没有统一在大韩民国旗帜下）耿耿于怀，这倒是个案例。另外，虽然杜鲁门政府因为中苏结盟的存在事实上并没有进攻中国东北的计划,但是毛泽东并不可能知道杜鲁门没有这个计划，即使杜鲁门公开宣布也不能相信，他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彭德怀在《彭德怀自传》中，把出兵的理由归结为1，不能向美国的包围和挑衅让步；2，现在条件比抗战时期好; 3，需要显示强大，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以后见之明来批评当时的决策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整个战争前前后后，中美双方都有大量难以避免的误判，包括毛泽东因为低估了李承晚政权对美国的意义而曾误认为美国不会参战，美国误认为中国不会参战。

应该说，在中国参战的决定中，苏联的推动和督促仍是第一因素，斯大林甚至在1950年10月8日致金日成的信中指责中国“消极等待”。为了诱使中国参战，斯大林制造了另一套逻辑: 假如中国不在韩战中彻底制服美国，收回台湾就更没有希望，而绝不考虑协助中国在介入朝鲜半岛冲突之前就把台湾收回；第二是对中国自身安全的考虑，第三，才是彭德怀在自传中提到，毛泽东所说的“看别人危急...心里也难过”。这里似乎成了一种打抱不平的道德诉求，只是经过毛泽东的包装,拔高成为“国际主义”，这使得出兵朝鲜具有一种道德上的说服力，也容易让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其他同僚接受。其实倒不如说，中国历史上对于朝鲜半岛上发生的事，从来就没有不管过，这是两国特殊历史关系形成的。

另外,周恩来在1950年9月21日曾发表如下看法：既然联合国对中国不负有义务，中国对于联合国也没有义务。这句话似乎表明了中共高层对于被联合国排除在外的某种怨恨和孤注一掷的心态。

这样看来, 毛泽东对韩战的态度有一个从最初的旁观到积极介入，并因势利导的演变过程，说他完全“被迫”也是不准确的。四五月间中国尚在忙部队复员，而5月时毛泽东还误判美国不会为“无足轻重”的南朝鲜发动战争。6月25日韩战爆发。七月初（远在9月15日仁川登陆前）中共高层就已经确定了入朝的构想，8月31日,邓华,解方,洪学智三人关于入朝 "速战速决" 的报告呈交朱德。这一方面表现出毛泽东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泽东顺势而为，尽快掌握主动的自我调整，而毛泽东一旦下了决心,就全力以赴，不拼个你死我活绝不收手。毛泽东甚至认为，既然战争不能避免，那么晚打不如早打，与其让金日成败退进入中国境内抵抗，造成更多麻烦，不如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就国内来说，既然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索性变坏事为好事，借机大肆宣传，煽动国内反美情绪，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的统治（1950年10月起一边出兵，一边在国内大肆“镇反”，杀戒一开,冤死者不知凡几。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黄克诚很快就发现杀人太多，后来才予以制止。黄算党内有理性,有良知的人尚且如此）。

毛的深层动机，不仅包括上述对中国自身利益和国内政治的考量，最重要的是要向斯大林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中国的贡献。在斯大林扶植了金日成，向朝鲜提供了军事援助，派出了军事顾问，承诺了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并承诺如果连中国也打不过，就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再向中国提出派兵的要求，此时的毛泽东,作为苏联的盟国,一个想争取平等，信任，和更多援助的盟国，除了派兵还能做什么呢? 那时的中国，除了“兵”又还能拿出什么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韩战，说难听一点是毛泽东入伙的“投名状”，说好听点,是用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买来一张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高价入场券。苏联对中国在一五期间的大规模援助和解放军的初步现代化，就是以此换来的。

毛泽东在1958年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的时候，对此直言不讳：“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时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156项。”

最终,苏联通过韩战保住了北朝鲜政权，成功地离间了中美，使中国全面依赖苏联，并也阻断了中共攻台的可能性。中国方面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共承受了遣返战俘时受到的羞辱，毛泽东还赔上了自己的儿子，才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一百多项建设项目，换来了斯大林的一句“中国同志太好了”，保住了一个最终成为大麻烦的缓冲区,当然也因为冒死大打出手而且打平强敌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了中共的国内形象。但是终究由于实力的悬殊，中国方面有几条未能实现的计划:1，未能实现毛泽东在战争过程中计划的把联合国军驱离的目的，而回到维持战前状态; 2，在停战谈判过程中未能实现北京取代国民党政府加入联合国的计划; 3，未能实现美国撤离台湾的要求；4，未能实现对等遣返战俘的计划,而按照美国方面的坚持,进行自愿遣返。想必毛泽东过后回想这场可以算赢了的世纪豪赌时，还是会感到苦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