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三个群体都属于“统治阶级”，但它们内部其实并不完全一样。
尽管按照钱穆的说法，“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皇帝”绝不仅仅是个官位，而是国家的实际所有者。因为中国古代的真实政治逻辑是“马上得天下”，不论皇帝获得权柄后采用什么政治理论和政策，怎么装，都无法改变政权是以暴力或阴谋从他人手上强夺而来这个事实。另外，假如“皇帝”仅仅是个官位，那就没有世袭的道理。为什么官僚必须经过考试产生，而在创建基业的皇帝之后，再傻再笨也能做皇帝，就是因为天下为“一姓之私产”，继承起来是不需要讲道理的。
钱穆仍然是深刻的。他强调自秦以后，中国政治呈现了“君权”和“臣权”的划分，即“王室”和“政府”权限乃至开支的划分。他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简单的“专制”去概括。
我想，从现代意义来说，帝国就象一个大公司。公司雇员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但在上层，公司的创建人（皇帝，董事长）和财产继承人（太子，富二代）以及他们的家眷亲戚，和公司的管理层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所有人，后者是受雇来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群体。后者的领袖是类似公司CEO的宰相。
在这一意义上，皇家--“君”和政府--“臣”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对于皇家来说，重要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终极目标是“万世一系”的统治，但同时又知道“天命靡常”，总有一天江山是保不住的。对于“臣”，即文官系统来说，其价值观分成两个面向:1，自董仲舒强调臣的忠诚，以及西汉强调“三纲六纪”，儒家官僚士大夫把对皇家的忠诚作为绝对的政治伦理；2，儒家官僚士大夫的思想中又有民本和“天下”的一面。后者使得他们认为他们并不完全是在受雇为皇帝干活，而是有一种维持儒家民本道德理想的职责。这是儒家士大夫和完全非政治的现代职业官僚的重大区别。正是第二点，使得皇帝时常感觉到儒家官僚对自己的压力。同时，皇帝作为国家的所有者，也不可避免地担心这些经理人阳奉阴违，暗中侵犯自己的利益以自肥，甚至哪天把自己都宰了。
事实上，一整部《韩非子》所说的，就是教皇帝怎么对付官僚。以韩非子那种完全去除温情和道义的眼光来看，君臣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情感和信任，纯粹就是一种雇佣/利用关系，因此，君王必须善于掌握和使用权柄，以奖赏和惩罚交替的办法，让官僚服服贴贴地为自己做事。但是儒家官僚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既要按儒家道德伦理的规定以臣的身份忠君，又要按儒家道德理想，以“道”的执行人身份对皇帝施行某种监督和制约。当然，按整个历史的趋势看，前者是越来越强，逐渐压倒了后者的。
即便如此，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也还是让皇帝感觉不那么舒服，因此，汉代皇帝就开始培植宦官和外戚的力量。按说宦官只是仆人，根本没有职业官僚的学术训练，道德修养，和管理能力，更不是正式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皇帝却必须依赖他们才能制约官僚的权力和影响。正因为宦官毫无社会根基，没有家庭利益，更没有道德理想，也才可能死心塌地为皇帝效劳，也因此获得干政的机会。
儒家精英对皇帝看重的是其位置具有的象征意义，因为 “无父无君” 彻底颠覆纲常名教和人伦道德基础。民间对皇帝的态度，可能端看是“良民”还是“莠民”，往往趋于两极。占人口绝大部分的“良民”对作为政治权力和文化象征的核心的皇帝的膜拜和依赖心理也是根深蒂固的（李慎之称为“皇帝主义”）。“莠民”也追求做皇帝----金观涛/刘青峰称为“皇权主义”。这也是皇权统治在中国延续二千年，难以撼动，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最初只能靠民族意识驱动的原因。有一个既强势又亲民的皇帝，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民间还会认为政治黑暗仅仅是因为高高在上的皇帝受到和他们的利益更直接相关的贪官蒙蔽的结果，因为皇帝被赋予了某种道德完美的光环。然而就具体的某个皇帝来说，“莠民”却会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 “彼可取而代之”，“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都是这种莠民革命意识的反映。这种革命意识，又有中国特有的天命观和五德终始理论做支撑，和日本人对一个绝对万世一系的单一皇室的信仰是不同的。在这种效忠意识和反叛意识之间的分裂和自相矛盾，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水浒传》中基层干部出身的宋江，他在喝醉了以后写“反诗”，暴露出潜意识中的莠民意识，但是清醒以后却一直寻求招安和驯服。
总体上，贵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从战国以后，虽有反复， 但都趋向下降，因为战国时期国家求存的严酷考验要求国君必须绕过贵族，从平民中寻找聪明能干，有理想抱负和能力的人辅助治国。但自东汉以后，随着中央政权崩解，贵族势力开始抬头，西晋爆发皇族的八王之乱，东晋时期皇帝和世家大族形成共治的局面。由于这段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君主不是靠篡夺就是靠暴力当权，形同政治上的暴发户，虽然权力大，反而因为缺少家学传统和文化素养让贵族从内心轻视。但是，贵族也会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产生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家族荣誉感，因为他们会认为天下是属于他们的，比如东晋的谢氏，淝水一战保家卫国就很带劲。但是，世袭多代的贵族政治最终导致南朝社会靡烂，以至中国的再度统一还是由来自北方的杨坚完成。
对皇帝来说，如果一定要在贵族政治和从平民出身的官员治国两种形态中选择，最终肯定倾向平民官员，因为世袭贵族的实际能力通常并不强，即使比较强也难免代代衰退，不如建立一个随时从民间挑选比较优秀的人才治国的机制。因此，科举制度就成了这家超级大公司所有者的“对外公开招聘”。它必须力保公正，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因为它真正的功能就是官吏选拔，但因为选拔建立在文化教育和对经典的解读基础上，自然也顺带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教育。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 “开放政权”，而是“开放治权。”开放治权，激起了平民阶层的参政热情，但也严重束缚了这个阶层中优秀人才的思想自由。
北宋虽然以科举考试的全盛闻名，但其实也施行由高官子弟出任官员的“恩荫”制度，保证“太子党”在政权中有一席之地。清朝的贵族政治似乎更加抬头，有好几个世袭的“铁帽子王”。作为征服王朝和异族，满族上层十分注重自己民族特性的保持。清代中期以前，地方督抚基本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处则由满族贵族主导。有军功的汉军旗人贵族家庭生活，则在《红楼梦》中体现出来。到了太平天国这一大规模内战，严重危及满清政权时，满清才不得已委任曾国藩全权剿匪，从而导致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汉族儒家精英集团—“臣权”的全面崛起，同时地方汉族绅士的势力在同治年间也因为积极办理团练而使军政权势由中央到地方不断下移，即时人所言“朝权旁落于疆臣”（恽毓鼎）。但是，即使以曾国藩当日之权势，影响力，挽救清王朝的事功，也乖乖解散湘军，不去“取而代之”，这全仰仗强调忠诚的宋明儒学的精神陶铸。晚清新政，则是少数新生代满族贵族精英如铁良等人，在西太后领导下，为了自保，一边试图吸收部分西方先进制度，一边竭力保持满族贵族的影响力，因为对上层世袭贵族来说，满人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和对政权的绝对掌控关乎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他们对政权的感情和责任感就是一般满人平民也难以比拟。然而这最后一博为时已晚，因为汉族的民族革命意识和共和革命意识到此已经全面觉醒，已经走到了暴力革命甚至恐怖活动的边缘，不是改革所能敷衍得了的了。
以为贵族全都会为了王朝拼死一战，也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晚清大臣，遗老郑孝胥在1911年12月，清政权风雨飘摇之时的一则日记，就痛斥了多数贵族的自私本性：“宫中存款已尽出，约九百万两，可支至十二月（按:阴历）初旬耳。亲贵私蓄二千九百万，皆不肯借作国债，惟庆邸（按: 庆亲王奕劻）出十万而已。虽谓亲贵灭清可也。”
虽说贵为“铁帽子王”之一的“庆亲王”以贪腐闻名,备受诟病至今，到了政权危亡之时，居然还就他给点力，真可谓“贪官爱国”--贪得越多大概越怕被清算，让人哭笑不得。其他贵族们平时以主人翁自命，好处享尽，到了板荡之时完全靠不住。对他们来说，就算大清亡了，只要人还在，钱还在，讲好优待条件，不被追究查办，往上海租界一躲，照样逍遥半生，所以他们到了最后关头最在意的不是什么保大清，无非是保财保命。
1912年元月，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袁世凯还勒索光绪遗孀隆裕太后继续拿钱镇压，隆裕只得从命（谁让她贵为“国母”呢），竟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八万金元宝让老袁去倒卖来充当军费（《黎东方讲史·细说清朝》）----可见“国母”也并不好当，不能光想着出风头，关键时刻还得出银子才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