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恋爱和婚姻(中)
文章来源: 潘文鸣2019-10-30 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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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结婚是文革开始以后的第三年年底,这中间我的感情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
从孟关四清工作队回到省文化局以后,局领导把我们从乡下回来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召集在一起开会,在这次集中开会时,我第一次见到65年新分来的十多名大学毕业生。
一个省级文化领导机关,为什么会分来这么多大学毕业生?原来,60年代初,毛泽东对当时的文艺界做了两个非常严厉的批示,认为文艺界已经脱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看到毛的批示,赶忙采取措施,纷纷向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文艺工作队学习,组织演出队上山下乡为基层农民演出。我们这批从全国各地一些艺术院校毕业分来的大学生,就是由省文化局直接领导组建乌兰牧骑工作队的人员,其中有搞器乐的,有搞声乐的,我则是搞文字创作的。
      在领导讲话时,我注意了一下,会议室里的青年男女一共有十四五名,其中年轻的女性不到一半,里面还包括一名已婚的四川某县川剧团调来的女演员。
        领导告诉我们,大家目前的任务是参加局机关文化大革命。第一步是看局机关里和大街上的大字报,学习报纸社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然后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家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但是,这次集中开会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大家各行其是,自由行动。
       大字报、大标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固然让人感到新奇异常,但却无法代替我心中对异性的渴求,因为我已经快到而立之年,找女朋友成家的事已经不能再拖了。
       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同时,我也了解到,在局机关这十多个年轻男女中,上海戏剧学院来的一对男女和四川音乐学院来的一对男女,都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剩下没有男朋友的女生,要么个子太矮,要么姿色太差,几乎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后来,发现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来的一位学古筝的高姓女生,身材和长相都还不错,而且曾经对我表示过好感,可是我对她的性格不太喜欢,也就没有和她多接触。
   就在我对局机关年轻女性四顾茫然无目标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出现在局机关里,她是局机关的打字员。
     当时这位打字员还不到20岁,她原是省歌舞团舞蹈队学员,学了几年,一条腿受伤,不再适合继续跳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读初中,年龄已过,就分到局机关来当打字员。像所有舞蹈演员一样,她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个子适中,而且一颦一笑都有一种让人心动的魅力。在我被文艺作品塑造的恋爱幻想里,以及在中戏看惯了如云的美女以后,觉得这位打字员倒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可是,我如何接近她?如何能够取得她的好感?显然,我应该接受在大学里写信失败的教训,最好是亲自接近她。
在局机关,每当楼道里传来哒哒的打字声音,我就知道小陈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打字室的门进去,把我在街上得到的红卫兵印的传单或红卫兵办的小报拿出来,问她有没有?如果她说没有,我就送给她。
开始,她对我闯进打字室,如果不是在打急件,对我都以礼相待,有时还面带笑意让我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当时机关里用的还是老式的打字机,这种打字机像一个方桌摆在室内,成百上千的铅字装在一个木头盘子里,打字时,要在字盘里一个一个找,选好字钉以后,每敲打一次,声音都很大,关起门楼道里都能听见打字的声音。在一张蜡纸打满字以后,取下来要在钢板上一份一份用油墨滚子印……
 
 
      我说,没想到,打印一份文件这么费事。她听了只是笑一笑,也不讲什么。说实在的,我在农村搞社教搞四清,给农民宣讲文件时,可以滔滔不绝,而在一个漂亮女孩面前,我却不知道讲什么才好。我和她谈街上大字报的内容,她只是静静地听,偶尔抬起头说,她也看了;和她谈红卫兵印的那些传单和小报上的内容,如打倒彭陆罗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对这四个大人物“罪状”的揭发材料,她也只是默默地听,也不知道她是否感兴趣。所以,有时找不到什么话题,不免就陷入沉默之中……
    这样接触几次以后,我就想:她对我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她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我喜欢她,这一点她感觉不到吗?另外,她对谈话内容是不是感兴趣?……总之,我常常陷入冥思苦想的苦恼之中,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青春的烦恼?
    1966年底,局机关的革命群众开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外出串联,我碰到局机关汽车维修工小付,他告诉我,他已经约好局机关通讯员小戴和打字员小陈一起乘火车去北京串联,我便也参加他们这个小组,决定顺路回北京探亲。
   还好,当时全国大串联的高潮已经过去,尽管火车上仍然十分拥挤,但往日那种从火车车窗往里爬和往外爬的拥挤状况已经没有。上了火车,我发现打字员小陈故意坐得离我远一些,而且竭力把目光投向别处,装作没有看见我。这就是说,她在本单位同事面前,要尽量避免与我多接触。对她这种做法,我感到自尊心有些受到伤害,就也不再看她。
   火车开动以后,我偶尔和小付或小戴交谈两句,但两个人都不喜欢讲话。实际上,小付和小戴都已经三十多岁结婚成家,只不过局机关的人都喊他们叫小付和小戴,我们也就跟着这样称呼。
    在车上,我已经意识到,我打小陈的主意,看来是希望渺茫。到了北京,我约小陈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对她讲:我们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你没有男朋友,我没有女朋友,因此,我有权利向你表示好感,希望和你交个朋友;你有权利接受,也有权利拒绝。但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勉强什么人,即使我们成不了朋友,但还是可以一般同事关系相处……
    在我讲话时,小陈一直低头不语,我问她,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她摇摇头,一言不发。我心想,学生时代对我影响很大的小说《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男主人公都以事业为重,我应该像他们那样,绝不在恋爱问题上失去自己的尊严。
大串联回到省文化局以后,由于局机关已经停止办公,我们从外省分来的几个男性大学生没有地方住,就安排我们住在局机关的办公室里。
        一天晚上,我发现小陈进了局机关,往一楼东面的办公室走去,那边有两个从哈尔滨艺术学院分来的男生,一个姓宋,一个姓唐。两个人一个学的是二胡,一个学的是作曲。晚饭后,从他们两个住的办公室里,常常传出扬琴和二胡的演奏声音。
      我恍然大悟——莫非小陈对两个人中某个有意思?并猜想,可能是二胡专业毕业的宋姓男生,因为听说他出身好,是团员,仪表也不错。在苦恼中,我逐渐明白了:我虽然名牌大学毕业,一表人才,但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团员,在小陈眼里,我的政治条件不佳。
       当我对社会认识逐渐加深以后,我想,在小陈的幼年经历中,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定给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歌舞团,或是进省文化局机关,她都亲眼看见各级掌权的领导都是有权有势的土皇帝。进了省文化局机关以后,更是看到从局党组书记到局长,到处长科长,到一般办事员,一层一层,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这种环境里,凭她的条件,她当然要找一个在政治上有前途的年轻人做丈夫。什么样的年轻人有前途?自然是出身成分好,能够入党当官的,能够成为处长局长夫人,那才是她的理想。
因此,当我把这些想明白以后,我对她选中宋姓的年轻人就完全理解了。
 
5
     大串联回来以后,我常常往省歌舞团跑,去看望周毅,他和我同是中戏65年毕业后分到贵州的校友,在文革初期,我和他接触比较多,对于他到贵州的遭遇,我在《英年早逝的周毅》一文中有所介绍。
       一天,周毅掏出饭票,请我在歌舞团食堂吃米粉,我刚刚从北京分来一年多,对贵州饮食中吃辣椒还不习惯,就要了一碗不加辣椒的米粉。歌舞团里一个漂亮的女孩恰恰就坐在食堂餐桌对面,她看我吃的米粉里没有辣椒,就说,吃米粉不加辣椒,没有味道。我瞅了她一眼,见她个子不高,但皮肤白净,头发微黄,长得像个洋娃娃。
饭后,周毅告诉我,这个女孩叫小田,在乐队拉小提琴。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到省歌舞团去看望周毅,走近宿舍楼,听到一楼的排练厅有小提琴的演奏声音传来,我便信步走进排练厅,只见是小田一个人在里面练琴。她看到我,便停止拉琴,向我微微一笑,然后双目注视着我。
我走近她,问是不是打扰她练琴?她说没关系,她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她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让我坐下,然后她也抱起琴,坐在我对面,双目注视着我。
我告诉她,我从学生时代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演奏,就被小提琴的声音所吸引,觉得小提琴的声音特别优美,特别能引起我的感情共鸣,所以,在外面听到这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就冒昧地走进来。
       小田说,既然你喜欢小提琴,也可以业余自学。我说,在大学读书期间,尽管家里经济条件差,我还是省吃俭用买了一把很便宜的小提琴,课余时间学习拉,结果一年半载以后,发现自己音乐天分不行,所以,没有什么结果。但现在仍然喜欢听小提琴演奏。
我讲话时,小田一直双目注视着我,脸上的表情平静而友好,听我讲完,她说你手指条件不错,是不是耳朵听音方面有问题?我说,对,拉到高把位,辨音不准。
       小田问,你是从拉教程开始吗?我说开始拉过霍曼教程,但业余学,喜欢找小提琴曲拉。她问我喜欢哪几首小提琴曲?我说,马思聪的《思乡曲》。印象中,我还向她介绍了在北京人艺听马思聪独奏演出会的经历,当时票价并不高,我和表演系一位业余小提琴爱好者一起购票去观看演出,舞台上由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钢琴伴奏,他十五六岁的女儿坐在他夫人旁边,帮助翻琴谱……尽管我内心对马思聪很崇拜,但我怕小田认为我立场有问题,还是赶忙补充一句,说红卫兵小报上讲,马思聪叛国投敌了。
       小田对我的小心翼翼并不在意,她问,你听了马思聪的演奏有什么感觉?我说,当他演奏他的《思乡曲》时,我觉得这首曲子特别让我感动,让我想起家乡亲人,心里忧伤,想掉眼泪……小田笑了笑,问还喜欢哪首?我说小提琴《梁祝协奏曲》。我问她,你拉过吗?她说,她主要是拉教程,很少拉这些。
       我说,《梁祝》里面的主题曲你可能会拉?她说偶尔练一练。我说,你拉一拉,好吗?
        小田说试一试吧,便站起来,把琴夹在自己的下颏,开始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主题曲。拉完以后,她说没有下功夫练,我说,不错不错。
她重新坐下,脸上一直有一种圣洁的表情,就像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一样。就在我们闲聊时,突然一个男青年走进来,对小田说,你在这里干哪样?
我回头一望,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男青年,从排练厅门口进来,脸上有些不悦,还不友好地瞅了我一眼。我和小田告辞,便离开了排练厅。
       大概是一两天后,省歌舞团搞舞台美工的张延奎来局机关找我。张延奎是64年中戏舞台美术系毕业后分到贵州,然后又分到省歌舞团。他是山东人,在贵州人看来,他是个山东大汉,印象中他衣着朴素,肤色偏黑,好像是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长大。
张延奎坐下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团里乐队的小刘知道他和我是校友,就找他来和我谈谈。他问我最近是不是经常和小田接触?我说,都是见面点点头,真正单独接触只有一次,就是那天上午在排练厅。
        张延奎说,小刘讲,他和小田已经好了将近半年时间,最近小田对他有点冷,他怀疑小田是见到我以后,想甩掉他,想和我好。
       我说,小田和我仅仅谈了几句关于小提琴曲的事情,根本没有谈到什么感情问题。另外,小田和他小刘谈朋友,就不能再接触其他男性?
张延奎说,我估计小刘有点担心:一个你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又分到省文化局机关;第二个是你的外貌条件也不错,他怕小田见了你以后变心。
        我说,小田在没有结婚之前,她有选择的权利。
       张延奎说,理是这么一个理。可是贵州这个地方和咱们内地不同,就像有人讲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我来到贵州一年多,觉得这里不仅经济落后,人的素质也差,有些人动不动就来粗的,不讲文明。在歌舞团里,为了争风吃醋,一些年轻人常常彼此动手打架。你说,在内地,有这种现象吗?
张延奎又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京南下红卫兵到这来串联,团里有些年轻人在北京红卫兵带领下,打着造反的旗号,更是无法无天,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乱打乱斗,非常野蛮。 
      张延奎接着又说,咱们都是外地来的,在这里没什么亲朋好友,他们本地这些年轻人,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欺负我们,现在社会这么乱,我们找谁去讲理?
我问,小刘的意思是不是让你来警告我,叫我不要和小田再来往?
张延奎说,他只是让我告诉你,小田和他已经是朋友关系,希望你不要再插进来。
我听了张延奎这一番话,如一盆冷水泼来,一时陷入迷惘之中。张延奎看我低头沉默不语,就说,既然你和我是校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供你参考——实际上,凭你的条件,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女朋友也没什么困难,既然你和小田属于一般正常关系,以后没事少接触就行了。
我和张延奎过去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第一次接触,我觉得他很耿直,也是一片好心。所以,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你的意见我考虑考虑。
        张延奎走了以后,开始我有些不冷静,觉得这是欺负人!但晚上当我平静下来,觉得张延奎讲的也有道理。自己目前在贵阳只身一人,如果有什么事情,的确找不到什么人帮忙;另外,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被北京的红卫兵遣返回内蒙老家,二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又被四清工作组打成坏分子,开除小教公职,遣返回家监督劳动。现在我刚刚走向社会不久,不能再出任何差错,必须谨慎小心。所以,我决定从此不再打小田的主意。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信步走到歌舞团,想和周毅谈谈心,当我路过人民剧场大门口时,发现小田一个人提着小提琴正从剧场里走出来。原来省歌舞团这段时间正在人民剧场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小田可能有什么事情,或者她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提前走出来。借着剧场大门上面的灯光,她认出了我,便走过来,在我面前站住,并低下头,显然,她是等我先开口。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应该约她谈一谈,把张延奎那天的话告诉她,看她是什么态度。如果她心里对我有好感,交谈中一定有所流露,我们便可以共同想办法;如果她听了我的情况介绍,是另外一种态度,我自然也可以了然于心。但是,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了解她内心的想法;而且还说了这样一句不应该说的话:我来看看周毅。
小田听了我这句话,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讲,便转身而去,消失在夜色中。
事后我一直想,小田那天情绪不高,也许是和小刘吵嘴,心情不好?她本来期待我讲些什么,如果她知道我真心喜欢她,她也许会有一个态度。另外,在她心情不好时,如果我能关心她,说几句得体的话,也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出乎意料,我却讲了那样一句蠢话!因为这句话表明,我对她是不在意的,我心里并没有要和她进一步建立朋友关系的打算。所以,她听了我那句话以后,立即转身而去,而转身走的时候看我那种眼神,似乎充满了气愤不满。事后我常常想,小田会不会认为我不像一个男子汉?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胆小鬼,是个懦夫?……
      既然我和小田已经走到这步,我只能另找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