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和戴维越来越熟，有时就会交流下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时我的猜想得到证实：那就是戴维是犹太人。戴维告诉我，他的父母原来是居住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二战期间纳粹的排犹浪潮逼使他的父母逃离了家乡，颠沛流离。当时他才三四岁，懵懵懂懂，不知有多大的危险在迫近。直到有天早晨，父母给他换上他最新的一套衣服，给他梳理了头发，然后两个人抱着他不断亲吻。他不解地看着父母流泪，不知道那天他们为什么那么反常。一家三口就那样待在家里直到天黑，可什么也没发生。戴维说，直到二战结束，他也长大了一些，父母才告诉他，那时他们都担心自己将被送进集中营，生死未卜，不忍心让幼小的戴维一同遭遇此种命运，所以和一家非犹太人说好，把小戴维送给那家人家。那天是那家人家预定来接小戴维的日子，他们以为此生再也不能见到自己亲爱的儿子了。可是，也许是那家人家害怕纳粹的淫威，怕一旦被发现自家跟着遭殃，所以临时改了主意，没有来接小戴维。这样一来，小戴维才算逃脱了骨肉分离的惨景。戴维和他父母在残酷的排犹和战争中生存下来，二战后流落到以色列定居，只是家产尽失，成了赤贫的难民。靠着他父亲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温饱。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中，戴维大学毕业了。父亲觉得他留在以色列未必有好的前途，希望他能到美国深造。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管理学院录取。父亲卖掉在战时几乎饿死都没舍得卖掉的手表，再向朋友借贷才算凑够了他的旅费。戴维说他就带着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套西装，两件衬衫，还有几件换洗的内衣裤来到美国。他知道父母已经竭尽所有，无法再支付他继续求学的费用，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力更生。他说他在学校只选下午到傍晚的课，下课后做完功课匆匆吃点东西，就要赶到一家罐头工厂打工。那份工是大夜班，每晚10点到次晨`6点。下班后回家睡上四个小时，11点再赶到学校食堂打两小时工，可以享受一顿免费午餐。靠着这样辛苦劳作，他支撑着自己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这样的生活他坚持了两年多，直到考上博士生，有了当助教的工作才告一段落。我问他苦不苦，他说当然苦啦。那时最盼望的是长周末，除了完成作业外还能好好睡一觉！我和他开玩笑说，你忙成这样，连谈女朋友也没时间了吧？他哈哈大笑，说谈女朋友总是可以找到时间的。他后来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个年轻的金发美女，真的非常漂亮。戴维说这个是他在罐头工厂打工时的工友，也是女朋友。他下班送女孩回家，女孩上班给他带吃的，就是“谈朋友”的经历了。那后来呢？后来就碰到乔安了。听上去好像是乔安倒追的戴维，谁让戴维长得那么帅，而乔安貌不出众呢？大概我流露出了那种觉得乔安不如前一个女友好看的意思，戴维告诉我说，他没得选择。他说他的前女友和他一样出身贫家，所以才会和他一起在罐头工厂上夜班，白天在社区学院学习。而乔安则出身富家。父亲是全美著名的西尔斯百货公司的西部总经理，在圣地亚哥的家里有室内游泳池，还有养马房。乔安也是伯克利的博士生，而且还比戴维高两级。戴维说，你想啊，要是我选择了前女友，我们俩就必须从头奋斗，我得养她，以后还要养孩子，我父母年老了我还要帮助他们，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我的孩子也会和我一样从小受苦。我可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但是选择了乔安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至少我不用养她，她将来的工作不会比我少赚，她家也不用她帮助，我就可以多帮帮我父母。而孩子，有这么有钱的外祖父母，也肯定会过上好日子。于是，戴维就“犹太”了一记，嫌贫爱富去了。听到戴维说这些，老实说心里有点不是味道。但想想他从小到大受的那些苦，又觉得无法责备他的选择。不过从知道这些以后，戴维的名字前被我加上了“老犹太”三字。既是调侃，也是因为叫戴维的熟人比较多，加了“前缀”好区分。

选择乔安的好处显而易见。我认识戴维一家时，戴维到美国不过二十多年，却已从赤贫转为超小康了：他在旧金山湾区有四套房。除了自家住的那栋独立屋之外，还有两栋小一些的独立屋和一套两室的公寓房，都出租给别人住。夫妇俩人都在大学任教，两个女儿上私立学校。听说因为是独子，他还曾经把父母接到美国养老，无奈两位老人不会英语，在美国住不惯，死活要回以色列。戴维只好让他们回去，自己每隔一年带全家去看他们一次。我没问过他是否给与老人经济支助，估计也是有的。选择乔安的不好之处却没有那么显而易见，都是我通过蛛丝马迹体会出来的。比如戴维曾经抱怨，说乔安从走进家门开始扔东西，先是她的包，接着是脱下的高跟鞋，连袜裤，外套……， 一路走一路扔，从车库直到卧房。（估计长于富家的乔安自小有保姆打理家务，根本没有自己整理的概念。）戴维说一开始是她扔我捡，把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谁知两个女儿随她们的妈，也学得一路扔东西。结果成了三个扔一个捡，还捡不过来，所以干脆不捡了。宗教信仰恐怕也是个问题。我去他们家吃饭那次，餐前戴维和两个女儿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应该是希伯来语）作祷告，乔安就坐在一旁没有参与。看来一家四口信奉的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戴维肯定要坚持他的女儿们和他一样信奉犹太教，而乔安估计是基督徒。好在双方互相容让，没有使这个成为婚姻的破坏因素。至于第三条不好之处，则是非常的隐秘。记得有次我从学校回家比较晚，看到戴维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就过去看了下。看到他还在看东西不像要走的样子，就问了声“还不走？”。戴维回说家里没人。乔安带两个女儿到圣地亚哥她父母家去了，她父亲生日。我问他干嘛不一起去。他开始推说系里有事，后来又带出一句：不想去， 没意思。想起听戴维说过乔安的兄弟们都是大公司的主管级人物，应该都很有钱。乔安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从小很受宠爱。没成想看上了他这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又是犹太人。大概乔安和戴维的婚事在她家里并不受支持，只是父母拧不过女儿，只好随了她。但在家庭聚会时戴维感受到的也许就是有距离的客气，使他觉得无形的压力而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庭，成为其中一员。

在认识戴维以后，他曾多次鼓励我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在他看来，留学然后移民美国是他人生转折和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回国后和戴维一直保持着联系。两年后我申请到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就请戴维给我写过推荐信，还请他帮我修改过申请的自我陈述。我再次来美后，因为和戴维不在一个大学了，来往就少多了。除了他小女儿莎拉13岁生日按犹太习俗办成年礼我们全家应邀出席外，几乎就没有再见过面。不过每年年底，我们都会互通一张新年贺卡，交流一下各家一年来的经历和成长。我由此知道，戴维的大女儿蓓姬继承母亲的专业，在耶鲁政治学专业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现在在大学任教。小女儿莎拉则继承了戴维的专业，学的经济管理，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顾问。两个女儿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年逾七十，有大学终身教职的戴维和乔安也减少了工作量，更多地外出旅游。2011年两人去了西藏，据说还去登了珠峰（当然登顶是不可能的了）。乔安终于可以自己亲眼去看一下她所关注的西藏；而戴维，看来不再需要为丰富他讲课中有关中国的内容而想方设法辛苦搜寻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