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发源于古希腊，著名的“雅典民主”制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508年至323年。西方人认为“民主”同“专制”是对立的。到了欧洲的启蒙时期，西方民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对“民主”和“专制”的定义最为人知。孟德斯鸠将欧洲各国政治制度，分为“共和体制”“君主体制”“专制体制”。孟德斯鸠还进一步阐明三者的区别，他认为“共和政体需要品德；君主政体需要荣誉；专制政体需要恐怖”。孟德斯鸠的这一定义，被很多人运用到了今天。西方学者将孟德斯鸠的这些观点，当作现代政治学的基础思想。有学者认为，孟德斯鸠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人，将中国划入了“专制体制”的类别。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大多建立在孟德斯鸠的这一判断之上。

非常不幸的是，尽管孟德斯鸠作为思想大师有着许多闪光的学说，他的学说影响了西方和世界几百年，但是他的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点井底之蛙了。孟德斯鸠所在的1700年代，跨洲交通十分困难，信息传送方法十分落后，因此孟德斯鸠对中国所知甚少。而且那个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欧洲社会的发展局限，即便是像孟德斯鸠这样的大师，其思想也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和地域局限。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人们将西方落后和有局限性的一些思想，也误当成了先进的东西加以崇拜。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划入西方的“专制”一类，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多数朝代的政治制度起码有两个重要方面，同历史上西方的“专制体制”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国的科举制度是西方国家没有过的。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科举制度。进入唐朝，科举制度逐步发展成熟。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持续了大约1300多年。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的制度可以使社会中下阶层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举成为各级官员，参加国家的治理。有人做过估计，1300年间，通过科举产生的进士、举人、秀才达数百万。中国是大国，国土面积同整个欧洲差不多。在中国，皇帝虽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却无法事无巨细直接管理这样大的国家。皇帝必须通过横向、竖向两组多层政治构架来管理国家。通过科举制来选拔任用各级官员，皇帝和大量平民出身的官员，在事实上共同治理国家，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中国多数朝代都有所谓“上朝”制度。“上朝”就是在京的百官，每日到朝廷觐见皇帝，奏事议政。“上朝”不是临时举行会议，在中国古代是一项严格的制度，通常每日举行，极少间断。这个“上朝”制度，基本上可使皇帝在做重大决策时，能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讨论，反复斟酌，而不是像西方的帝王那样独断专行。除了京城最高级别的“上朝”，中国的州府和县等下层机构也有类似的制度或习惯，也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各级官员在做比较重要的决策时，通常也有机会听取和采纳多种意见。人们对现代西方议会的议员可以是平民出身大加歌颂，对西方议会中的民主辩论也大加赞赏，岂不知类似的“平民出身”和“民主辩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同西方的“专制体制”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部分“专制”的成分，同西方的“专制体制”也有某些类似之处。但事实求是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也有“民主”的成分。这种中国式的民主，同西方认知的传统民主，有很大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方民主”。大量平民出身的官员，在各个层面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是中国“东方民主”的人事保证；一般情况下，从皇帝到县令的各级官员，重要决策都要经过朝廷上或官府内各种观点的碰撞、辩论，经过反复斟酌才能产生，这是中国“东方民主”的程序保证。

从上述讨论可知，孟德斯鸠认定的那种需要用恐怖来支撑的“专制体制”，用来描述和定义欧洲某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体制的分类对发展西方民主思想是有贡献的。但用这种西方“专制体制”的观念，来描述和定义中国多数朝代的政治制度则有些片面，甚至有些荒谬。对比西方，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是相当高的，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复合体，有专制成分也有“东方民主”成分。应该指出，中国古代的这种复合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社会能在较长时期发展和繁荣，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