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共军队创建时期，毛就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有“不打人骂人”，甚至对曾攻打共军的俘虏，也不准搜腰包，还要优待。在文革中，毛仍然坚持这个主张。毛在《文革十六条》中要求：“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可是文革初期中有些人，包括少数中共高层走资派的子女，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的旗帜反毛。毛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人偏要搞武斗，有故意的、也有失手的，将一些普通的教师、中小学的校长打伤打死。改革开放后，中共高层走资派掌握了大权，很多在文革初期搞武斗的人，有良心发现，有反思有悔悟。但他们中间也有少数人，不反思不反悔，反而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倒打一筢，把搞武斗打人致伤致死的罪责，全部推到文革身上，全部推到毛身上。似乎这种对文革妖魔化、对毛妖魔化的办法，几十年来一直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