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到西北医学院工作以后锋芒尽显，表面上看是才华横溢卓有成效，实际上危机四伏。我父亲每次出差，顺道不顺道都设法去看看大伯，尽可能地给他一点忠告。可是大伯根本没把父亲看在眼里，不以为然。

1964年大伯情绪低落，父母力劝他带全家到我们家住几天，散散心。大伯独自一人来到我家待了一个星期。给我们哥仨买的望花筒和小皮球让我们记一辈子。

文革的第三个年头，大伯的真正厄运来了，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大伯母积极参与了揭发指证大伯的反革命罪行。其实都是些大伯两口子在家说的牢骚枕边话。

大伯进了监狱以后，大伯母带着堂姐堂妹和大伯划清界限，离婚改嫁。大伯服刑的10年中，堂姐堂妹一次也没有联系大伯，更不要说去监狱探望了。我对她们姐俩的表现极为不屑，甚为鄙视。

我父母却对她们很是理解和宽容。父母认为不可对特殊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表现过于苛求。能够适时变色妥协的生物更有机会生存。

72年后父亲两次疏通关系亲赴监狱探望大伯，花费了不少银两。大伯含泪托付父亲去看看他的两个女儿。父亲屈就到前嫂子家拜访看望侄女。

大伯母不请父亲进入家里，使父亲寒风中在楼下一等就是半小时，才肯放女儿下楼来见父亲。堂姐和后父关系不好生活窘迫，父亲还给她留些钱钞。父亲当年讲起这些来轻描淡写，我却牢牢地把它记在心里。

大伯出狱平反后，父亲又为他们父女的团聚和解开心结做了不少工作。堂姐堂妹分别考上了78级山西大学，79级的清华大学。父亲命我去看望堂妹，体院距清华1.5公里，我却拖了一个学期才去。见到堂妹以后，想象中的种种恶感很快淡去了，才想到父母比我看的深远。

劫后余生，大伯一家和我家后来相互走动密切。目前堂姐堂妹和她们的父母都住在北京。大伯一家常常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前大伯母的丈夫文革一结束马上被冷冻雪藏（是不是三种人没有定论），90年代就患癌去世了。前大伯母一人在京养老，和大伯前缘已断，多年不联络了。

堂姐堂妹二人都是和大学的同班同学修成的姻缘正果。由于她们的自身经历，二人都极为珍惜家庭和谐凝聚。

堂姐夫8年前从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任上，调到帝都担任央企某总公司CEO。堂妹的丈夫是个学究，学术上颇有建树。堂姐的儿子在国外工作。堂妹的女儿在美读博。后30年右派后代家庭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家亲人团聚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一不谈政治；二不谈过去不愉快的往事；三不议论子女晚辈婚姻前途的话题。大伯偶尔夸夸其谈是个例外，教练网上发文也是众人意料之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