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老百姓家里是没有电话的。家里有电话的人家肯定是当官儿的或是啥名流。什么级别的官儿应该配备电话可能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当然大官家就一定会有电话，那是革命工作需要嘛。

我自从记事起就知道家里电话的存在。老大一个黑家伙，挺沉重的，正面是个精致闪亮的拨号盘，手指伸进去一拨，嗒拉一声拨到头，手一松开，哒哒哒拨盘回到原位，再开始拨第二个号码，直至完成。整个打电话过程，加上那好听的声音，感觉真是棒极了。

我爸是个技术干部，不是大官，但是我家对电话的管理却有很多规矩。我们兄弟仨人是不容许在家打电话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例外。父母也不容许我们接电话，我们三人的同学朋友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有电话，但是用家里电话相互联系，是想也没想过的选择。巧的是这几个有电话的同学朋友家境和我家相仿，家里规矩也类似。

文革前，我爸一年特许我打一次电话。那就是过春节那两天，给我爸妈的同事朋友打电话拜年。我有特定的两三套“拜年词”，父母只需告诉我叔叔阿姨的姓名即可。一般的客套对话父母都让我即兴发挥。后来想想，我是兄弟中最Social，最有亲和力的一个，大概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1966年文革初，父母为了避祸，从干部区的大房子搬到工人集聚区的小房子，电话也就自然取消了。差不多两年以后，工厂实行军管并喊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虽然我父亲还在车间里劳动，但己经开始参与工厂的生产管理事宜。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辆工程车，工人们开始立起几根电线杆，从较远的地方把电话线拉到我家楼下。然后敲门进来安装电话，我们这些孩子们还觉得挺好玩，等我妈下班回家后，责备我们让人进来安装了电话。我爸很耐心地安慰说，政治问题会解决的。生产不能耽误，工作还得干好。

这下可好，我们那一大片居民住宅，就我家有电话，借打电话的人乌泱乌泱的，不胜其烦。都是邻居，不好拒绝啊。我父母的原则是，无论是谁都可以借用电话，但是除非是紧急情况，我家不给人传电话。跑到人家楼下，扯着嗓子狂吼，谁谁有你的电话。。。的确不是件风雅的事。总之我家这部电话使附近邻里受益不少。

我后来在牧区插队，队长的家人生病住在公社卫生院，急需要一种特效抗生素之类的药，公社和旗里的医院都没有这种药。队长眼泪汪汪地找到我，要我赶快写信让我父母帮忙。我说没问题，下午赶到公社，给家里打一电话。我父亲马上赶到医院，拿到药后，片刻不停地来到钢铁公司的“运输部”，那里每天有发往各地的车队，只用了两天多一点，药就送到了队长手里。

一时间消息不胫而走，知青谁谁家有电话，比咱公社书记还厉害呀！

在我的印象里，后来是那些手提“大砖头”（早期手机）的个体商人们，大庭广众之下，“喂喂，刘总吗? 那笔款子我马上给您汇去！” 牛了好一阵子。现在是手持爱疯7还是8的比较牛，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