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经历的1960年
中国在1960年前后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饥荒，那个历时三年左右的饥荒，给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留下了深刻烙印。至今为止，描述这场灾难的文字之多，上至毛泽东家庭下到痛失亲人的普通百姓，不胜枚举。我父母也给我们讲过那段艰苦日子我家是怎样熬过来的。
1960年时我家六口人。父母二人，两个哥哥分别是4岁和3岁，我刚刚出生不久，还有一个年迈的外婆。34岁的父亲是个厂长，母亲是个工程师，二人工资加起来有两百多元的收入。
饥荒来临时，父亲还是那个等级制度里，可以享受特权的最低一个级别的干部。除应得的粮食供应外，好像还有一斤白糖，一斤鸡蛋，一斤肉的特殊供应。在父母工作的那家工厂里，我家的情况肯定应该是不错的，属于上游的Top 5-10%。
外婆从四川农村来到我家，外公，两个舅舅都在镇反中被镇压了。老太太受了惊吓，身体不好。父母顶着政治压力，孝敬老人，好吃的先敬老人。
我出生时只有2100克，且患了消化不良的毛病，母亲根本没有奶。父母就把仅有的一点好面粉，食糖，食用油一起调和搅拌，先蒸后烤，最后蘑碎，做成糊糊代替牛奶喂养我。父亲下班后回到家，闻到香味，口水涟涟，饥饿难耐。他只好拿起一本许久未读的德文版技术书，躲到一边阅读。
母亲还讲过一件事，那年过年厂里给每一个工人干部配发一斤糕点，有家的人没有一个人舍得吃一口。人们把那包点心拿起来闻一闻，放回去。再拿出来闻一闻，再放回去。直到把这包精美的食品带回家里，与自己的亲人分享。
从生活区到厂区大概有7-10公里的路程，中间有条昆都仑河，两架大桥横跨河面。成千上万的工人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时大桥两侧的地上坐着一大片的人在休息。肚子饿啊，10公里的路一口气是骑不下来的。
父亲不忍让老人孩子挨饿，只能独自咬牙坚持。厂里有辆吉普车，负责接送工厂里的几个主要干部，我爸称自己年轻，不肯乘坐。在那个特殊年代骑车，可不是什么锻炼身体。饥饿，疲劳，那是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到了1961年初，父亲患上了浮肿和肝炎。
说来也有意思，三年灾害时大家更能记住的不是因饥饿死去的同类，而是因为暴食撑死的人们。
饥荒开始的1959年底，一幢新高炉建成了，为鼓舞士气，周恩来总理亲临工厂剪彩。总理带来一些猪肉面粉等食物犒劳工人。各个工厂食堂那天包饺子，敞开供应，一片喜气洋洋。
几天后传来了不幸消息，死了两个工人。一个是因为久未吃饱，猛一下子吃进过多肉食，引发急性胰腺炎而死。另一个人是吃得太饱（平时吃不饱，也睡不踏实），睡得太沉，晚上从Banker床的上铺滚下来，摔死了。有工人黑色幽默地说，人固有一死，或饿死，或撑死。吃饱了饺子，死也值了！
周公1959年10月16日亲临钢城，照片上看不出哪位面有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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