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嘴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母亲用尽了所有气力，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但从“二少娘”过渡到劳苦农民，这个蜕变还是太剧烈了。刚搬来不久，大院里就开始闹疟疾，除了伯母以外，家家都得上了。伯母比她们晚到几天，躲过了爆发期，因而幸免。但母亲不会再求伯母帮忙，打着摆子也要硬撑着下厨房。

父亲被镇压以后，两家人就形同陌路。在伯母看来，若非受此牵连，本来她还不至于被赶出镇子。伯父只是一个教书先生，虽然在乡间有土地，但基本上不管不问，租子都是找人代收。不幸摊上了这么个短命兄弟，他在涪陵的教职也岌岌可危，故而伯母并不敢嫌弃杨家大院的破屋。哪天丈夫真要扫地出门，还就只能到这里来。伯母住在西厢房的一个角落，有时会去涪陵看一下儿女，但是儿女从不过来。伯父那会儿有工资，所以她的境况还可以。但是三年以后伯父患肺结核去世，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她最后的结局如何，文燕并不知晓，也从未觉得有必要打听。

伯母离开文家大院时，竹舅婆没有来，而是回老家了。其实竹舅婆在老家已无至亲，估计是伯母不愿她再跟着自己，才把她打发走的。竹舅婆那时快七十了，一双小脚不知怎样走到300里外的家乡。

杨家大院的卫生条件极差，几乎人人都有蛔虫。驱虫要吃鹧鸪菜，却没钱买。文燕有次在床上痛得快要昏死过去，母亲想到一个偏方，用花椒拌上盐给她吃，就好受多了，过两天拉出一堆白花花的蛔虫来，把她吓得直哆嗦。母亲自己也犯蛔虫，通常只是忍着，因为花椒也要钱。有一次痛得实在直不起腰来，害怕蛔虫钻进胆里，才抓了一把花椒嚼碎咽下去，结果引起剧烈呕吐，最后居然吐出一条蛔虫来。

母亲的兄长是家乡有名的中医，她从小跟着学了一些医术，懂得不少偏方。文燕出生以后很瘦弱，三天两头生病。有一次连发十天高烧，人都处于昏迷状态。父亲已经去冥店为她物色棺材了，母亲却记起一个偏方：把黄牛屎放到盆里加水搅拌，沉淀后的水服用，可去火退烧。母亲于是找医生咨询，医生苦笑着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就试试吧，总不会再糟到哪里去。”没想到粪水服下之后，文燕当晚就睁开了眼睛。她从床上坐起来四处打量，屋里很黑，只看到前方有一个忽明忽暗的小红点，那是母亲的烟灯。这成为文燕的最早记忆。

母亲是个慈悲的人，经常救济穷人，因此名声很好。她在土改中遭的罪不算太大，也与此有关。涪陵斗地主是出名的狠，不少人受尽酷刑，致残致死。母亲被吊时脚尖并没有完全离地，而且隔一会儿就放下来，否则那样反吊很容易把肩关节拧断，所以她还是受了照顾。后来抄家她能屡次逃脱，也是有人暗中送信。

母亲的善事有时做得比较过分，连父亲都有怨言。有次她从街上领来一个患浮肿病的叫花子，让他住在后屋阁楼上，除了每天煎药，还给他炖肘子吃。这样吃了一个月，叫花子才红光满面地离开。母亲救人时，并不思考父亲提出的哲学问题，诸如：“天下的叫花子那么多，你救得过来吗？”“你救过来以后，他接着去当叫花子，不还是要饿死，你能管他一辈子吗？”母亲只要见了觉得可怜，就去救助，并不把积德行善挂在嘴上，也不怎么谈因果报应。她有次对父亲说：“我们的钱足够多了，救一个穷人也破费不了什么，但在他就是一条命啊！”

母亲回到乡间，到了“减租退押”时，觉得不能再靠收租过活，就开始自己种田。佃户见到觉得新鲜，纷纷说：“二少娘担粪了！二少娘担粪了！”她听到笑笑，并不觉得难为情，似乎种田是她的本分。到后来扫地出门，不得不和男人一样从土圪垯里刨食，她也没什么怨言。似乎她当初救济穷人时，已经意识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他们的同伴，现在只不过正式入伙罢了。

文燕那时已经能够体会到母亲的辛苦，每天出去找野食，她都会背个篓子打草，回来晒干后，一绺一绺地拧成麻花，再首尾相接绑成圈，这样烧起来火苗能够在中间。她还会到桐树上砍枯枝，那是最好的硬柴。桐树光溜溜，很不好爬，却难不倒她。她就像只猴子，没有上不了的高。邻居有个男孩叫吴园益，比她小一岁，到哪儿都跟着她。不过他不打柴草，背上的篓子里装着三岁的妹妹，须臾不离身。

有次吴园益报告她一个重要消息：一块红苕地刚刚收完，里面还有些漏网分子，几个小孩已经过去扒拉了。她赶紧回家，拿了把大锄头就跑到地里，结果没刨两下，便刨到自己的脚上，白森森地切下一大块皮肉来。出师未捷身先残，只得一瘸一拐地回去。那时天冷，流血不多。母亲只是给她简单包扎一下，也没上药，过几天就好了。不过从那以后，她就惦记上了红苕，有时实在找不到吃的，便从地里刨两个来，一个给吴园益。偷窃还是让她觉得可耻，所以只带着吴园益作案。

到了杨家嘴两年，文燕已经忘记自己祖上也曾阔过，完全无心读书。早晨出门去上学，往往下了石坝就把书包塞到背篓里，然后跟同样的一群野孩子作户外畅游，结果她连读了四个八册。那时不说读几年级，而说读几册，一年级就是一二册，四年级就是七八册。母亲终日操劳，没有过问她的学习，等得知她读了四个八册，不由得流下眼泪：“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女孩子不读书，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土改后，母亲分得了两根檩子。文芳因受父亲牵连，在涪陵呆不下去，于是母亲卖掉一根檩子，让她到重庆去上学。现在文燕留了两级，母亲只得再卖掉一根檩子，供她继续读小学。那时学费虽免，但课本和作业本还是要花钱的。

母亲的眼泪唤起了文燕的羞耻心，从此她不再逃课，开始好好学习。吴园益也改邪归正，长大后成了一名学者。

2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