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党中央在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破天荒地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价值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个弯本来在庐山会议上就该转的，只是他一个人拧着不干，结果让全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前在忆苦会上，我常听贫下中农控拆旧社会“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没想到在新社会还能赶上这样的日子。

其实在更早一年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已经试图转舵，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国民经济伤重创巨，整个1961年农场都是要死不活的。幸亏我搬到了石清镇，不用再到处找食蹭饭。为此真要感谢王大叔一家的照应，让我比农场绝大多数人提前结束了饥馁状态。

“七千人大会”以后，农场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首先是对“二次反右”中的戴帽右派进行平反。这场运动本为垦区土法炮制，因此最经不起推敲，几个新成立的右派队呼噜噜把人都给放了，然后摘牌关门。血书事件中的“核心人物”代诚也回到了三分场，不过关书记照旧当他的书记，没受任何处分。事实上，没有哪个农场领导因为这次运动而受处分，就像父母把孩子打了一顿，虽然打错了，但父母还是照当不误。这大概是干革命事业必须接受的游戏规则。

“二次反右”处理完毕，我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有人来帮我摘去“中右”的隐形帽。某日，我在站部闲坐，忽然进来一位瘦高个军人，指名道姓找我。他态度和蔼，说自己从江苏军区专程过来，为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速中教员落实政策，所有“中右”人员一律平反。我听后非常激动，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呀！于是就跟这位陌生人亲近地交谈起来。他说来农场后，首先到组织部查找定为“中右”人员的档案，抽出所有相关材料，再把当事人叫来当面烧毁。现在该找的人基本上都见过了。我问有哪些位，他一一报了名字，都没错。他还说某某亲眼看见自己的批判材料被焚烧后，感动得落了泪。

说完别人，才谈到我的事。我告诉他，我在反右中受到的批判比他们都厉害，问题也最多。可他说在我的档案中却找不到一份相关材料，肯定是学校没有装进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询问，他的语气十分肯定。他说组织上对每个同志都要负责到底的，这种事关系到人的一生，不能当儿戏，他找得很仔细，决不会粗枝大叶。他要我放心，不管材料在不在，政策都一样落实。他还说：“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你们这些同志在鸣放中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不应该受到批判。即使有个别错误，也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对待，怎么能进行批判呢？这样一来，谁还敢给党提意见？”他讲得很在理，我深受感动。最后，他给我留了通信地址，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今后发现了新问题，可及时反映，他负责处理。

我送走他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组织上这种父母般的关爱，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我虽是被打错的孩子，此时对组织仍然感激涕零，内心并没有什么抱怨，更不敢去怪那位始作俑者。可是我的确闹不清，学校为什么要扣下我的材料？难道是张政委想进一步保护我？他这样做总须征得几名常委的同意吧？我的问题最重，为什么又偏偏只照顾我一人？

转念一想，唉，弄清楚也没什么用，我的大好前程已经给耽误了，不可能再回到扬州重拾旧梦。无论档案里有没有材料，我的右派名头在农场也抹不掉了。组织上只对个人宣布处理意见，却不会当众平反，恢复名誉，我就算长着三寸不烂之舌，也不可能跟祥林嫂似的逢人便说“我不是右派”。一般人也搞不清“中右”和正式“右派”的区别，八成在心里仍然对我另眼相看。这也无可奈何。好在农场右派多，我并非鹤立鸡群，自己别太当回事就行了。组织上既然已做结论，想来不会再揪我这根小辫子，这倒是值得庆幸的。我就像一个风尘女子忽然恢复了处女身，对自己失而复得的政治清白倍加怜惜。

这次平反是全国范围的行动，涉及面很广。不久二嫂来信，说二哥已经摘除右派帽子，并从湖北农场调回原单位，现在两人恩爱如初。我相信二哥也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从此更要铭记党的恩情，再不敢乱说乱动了。

我给婷婷去了信，报告这个“特大喜讯”。她也为我感到高兴，鼓励我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去年探亲回来，我和她一直保持正常通信，谁都没再提装病调动的事——本来这事也不能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此次我虽获“平反”，但并无多少实惠，不可能对我的调动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她是明白的，自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一年来，我们的通信越来越像公文，而不像情书，每次都是汇报自己的近况（通常也不会有什么新鲜事），然后再叮嘱一下对方，注意健康，努力加餐饭。我知道自己的爱情已经失去温度，却不知道哪里能够找到劈柴。】

202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