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记事(44) 赤脚大仙
文章来源: 烟斗狼2014-02-01 16:19:49

【送走慰问团后,我们对祖国更加思念了,常常打听何时回国办学?到哪个城市盖校舍?大家都看得明白:在朝鲜这样穷对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由于每天就着烛光备课,我发觉视力下降了。一般我们都点两支蜡,可亮度还是不够。

 

因为工作努力,我由副排级晋升为正排级,津贴费也由十几元增至24元,还补发了一个月津贴。于是我凑够40元,正儿八经买了块瑞士罗士牌手表。这是部队的配给表,不收税。当时戴表的人很少,对我来说算是件大事。入睡后我将表塞在枕头下面,总怕它突然停了,不时摸出来看闪光的指针,又放在耳边听,当当当好像在敲小锣。这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小生命,它陪伴了我很长时间。1965年国庆节前夕,我将此表转到新婚妻子手腕上,算是订情之物,那时我已到北大荒。她一直用到1972年冬,我们调到西安。因为要添置家当,只好送到东大街寄卖商店卖了80元,当时这表还走得好好的。

 

我很早就想拥有一块表,因为我重视时间的利用,对自学抓得很紧。50年代初期,我在浙江沿海驻地,写信给大哥要块表,他很快就寄来了,是大嫂用过的老表,比我的年龄还要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闹别扭,三天两头停,即使能走也不准。在洪溪小镇没处修,好容易遇到一位流动的修表工,打开一看,说齿轮磨损得快没牙了,再怎么修也走不准。我只好将此表退回杭州。入朝前,大哥又给了我一只挂表,体积较大,放在上衣口袋,鼓起一个包。有天我脱下上衣撂在老乡炕头,不慎压破了表面,配不到合适的,只好又将它退回了。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坎坷的用表史,所以我对自购的新表会倍加珍惜。

 

这时班长王君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他,我很兴奋。不久他又让我填表,似乎入党之日已屈指可数。可是好事多磨,不多久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说母亲在土改复查时,被原先替我家看山林的长工文树清检举出人命案来,于是定为恶霸地主,从杭州押回原籍劳改。我得知后很沮丧,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介绍人找我谈话,说入党的事须搁置一段时间,要我接受长期考验。我那时正走上坡路,挺傲,认为家庭出身我无法选择,既然以此卡我,我又何必苦苦追求呢?不如走先专后红的路子,就象一些著名学者,只要业务过硬,组织就会请你走进党的大门。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申请书,至今还是个党外人士。这件事直接影响我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人生走向。】

 

老烟最后也没混成著名学者,不过到西安当老师后,领导还真的又动员他入党。那时他已年过五十,经历了太多政治波折,对党不再有那份激情,所以婉言谢绝。在老烟看来,入党有如谈恋爱,单相思是可以的,但不能旷日持久,否则为伊弄得人憔悴,让他难以承受。当然,常有这方面的报导,说某某一生对党执着追求,百折不挠,临死前终成正果,感激涕零。这属于衣带渐宽终不悔类型的,苦恋一生,确实有资格去见马克思了。而老烟一介自由散漫的小文人,对党谈不上忠贞不渝,所以只能甘居下品,做他的赤脚大仙去了。

 

【顺便我将文树清这个人介绍一下。在我家的不动产中,有30亩山,需雇一名长工照看。山坞建有几间草房,暑期天气炎热,我经常随兄姐进山住上一两个星期。文树清是个老实本分的中年农民,跟我家的关系不错。母亲对他也不苛刻,就象她对那些佃户一样。后来听大哥说,他妻子得病而亡,与母亲并没有牵连。他受人教唆,得了好处,诬陷母亲将他妻子虐待而死。不过在那种背景下,地主当了被告,是不允许申诉的。我们这些子女已参加工作,更要和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所以无人替她喊冤。

 

母亲一劳改就是25年,比国民党甲级战犯还长。我不知道她这25年是怎么过的,它是一段空白的历史。从我离家参军的那一天起,母亲就离我渐行渐远,最终化为一个符号。现在我已步入人生的最后里程,我脑中残留的母亲影像,居然还是儿时的鲜活记忆:俏美的面庞,玲珑的身形,以及那双让我无比迷恋的乳房。

 

六顺,别跑,小赤佬!我听见母亲在远处喊,她要让我回去……

 

2009-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