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东南三环的中国肿瘤医院是中国建设最早的三家肿瘤专门医院之一，穿过住院部和诊疗区走到东边的大院就是肿瘤研究所。这里的科研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从吱呀作响的电梯出来，眼前是逼仄的回型走廊、油漆斑驳的房门，门楣上的房间号残缺不全。

 刘伯齐教授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仅三四平方米大小，门很窄，左边搁一张诊疗床，黑色的人造革床面，破了几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旧海绵。办公桌上仅有的办公设备是一部红色电话，通话时会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和肿瘤医院设施先进的住院区相比，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严峻的癌症流行态势与薄弱的防控体系，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大跃进冲动：十年制服恶性肿瘤 

  刘伯齐1972年正式进入肿瘤研究所，从事流行病调查和防控工作时，不过30岁。当年带领这些年轻人工作的，是中国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李冰早年读过医护学校，曾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的父亲李克农，曾以出色的情报工作蜚声中外，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957年 左右，为了给驻京外交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服务，卫生部筹建国际医院，李冰参与了筹备工作。当时河南林县的食管癌、江苏启东的肝癌和云南个旧的肺癌均呈高发态 势，金显宅、林巧稚等著名专家向李冰建议，恶性肿瘤已经对民众健康造成威胁，而中国尚无一家肿瘤专门医院，不如将国际医院改为肿瘤医院。

 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遂于1958年 应运而生。这时正值大跃进，公众对癌症尚无认知，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激情年代，肿瘤防治也喊出了“十年制服恶性肿瘤”的口号，甚至抬着 “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的大标语上天安门游行。但彼时，中国连肿瘤医生和研究人员都十分有限，癌症防治进展十分缓慢，这一波热情消退后，有人在卫生部 提出撤销肿瘤医院，建一些为晚期癌症病人“等死”的休养所。李冰向周恩来求助，在周的支持下，1969年，天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1973年初，周恩来和彭德怀、陈毅等开国将帅，先后被诊断患有癌症，在一次研究高干保健的会议上，周恩来让李冰介绍中国癌症的发病情况。李冰手头只有国外的调研数据，周恩来很不满意，认为不了解自己的国情，根本无从工作。之后，全国肿瘤防办便开展了第一次对癌症的综合科学考察。

 科考人员来自遗传病学、肿瘤、土壤、植物、水源、地质等三四十个不同专业，刘伯齐是其中之一。他们第一个重点考察的地区是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详细询问老百姓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并采集周围的土壤和植被，带回实验室化验分析。

 考察团沿着太行山，对周围晋、冀、豫三省18个县的5000万 人口进行了癌症调查，渐渐注意到了饮食习惯对癌症的诱发作用。刘伯齐至今对豫西北一带农民糟糕的生存状况仍印象深刻。“那里到处是沙地，种不出多少粮食， 老百姓真是苦啊！他们用树叶子、萝卜叶子腌制咸菜、酸菜，当年八九月开始腌，埋到地下，一直要吃到来年的五六月。”他亲眼见过老百姓打开的腌菜罐子，里面 汤汁粘稠，“含有大量微生物，有的还长了蛆虫，人们捞起来照吃不误。”

为 了自我保护，考察人员每次出发前，都从招待所随身背一壶开水，尽量不在百姓家里吃饭，不喝生水。“夏天的时候，腌菜汁酸腐度很高，老百姓还用这个汁冲水 喝，觉得挺好。江苏一些地区，老百姓常年以玉米为主食，但又没晒干，发霉了仍然吃，这里面就含有大量致癌的黄曲霉素。”刘伯齐一口湖南腔，讲得抑扬顿挫， 每讲到此处，都拖着长长的叹息。 

 不能承受的污染之重 

 大陆肺癌的高发态势，除了控烟不力，与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也不无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陆女性肺癌上升速度同样非常快。

 灰霾是大陆近年来出现的严重环境问题，它是指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大气现象。灰霾含有汽车尾气、工业废气、挥发性化学物质等大量有害微尘，有关部门对广州市1954-2006年期间肺癌致死率与灰霾的关系进行比照研究发现，考虑7年滞后期，二者的相关性高达0.97。

 广州只是中国受灰霾天气影响的一个缩影。中国是全球细粒子污染最严重的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尤为严重。清华大学的统计称，中国86个城市近5亿人受到灰霾影响。

 世界银行在2007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中明确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是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农村地区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死亡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医学界的主流看法，消化系统癌症的诱因与不安全、不清洁的饮用水有关。

 从2004年开始，海内外媒体开始不断报道淮河流域的“癌症村”：

 在这些笼罩着死亡气息的村庄中，记者见到的都是绝望无助的表情。每到一个村庄，人们便开始控诉水污染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河南省沈丘县北郊乡东孙楼村村民王子清的哥哥、弟弟、婶婶和叔叔都死于食道癌。王子清一边抹着泪水一边说：“我们这个100多人的大家族，有30人左右死于消化系统癌症，得食管癌的最多。”

 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真正弄清情况，找出问题”。随后开展的第三次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死因回顾抽样调查，针对媒体报道的13个“癌症高发村”所在县（市），进行了重点调查。

 结果证实，全国范围内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肿瘤，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一些癌症存在明显的聚集性，与媒体报道的“癌症高发村”相符合。其中四个县（市）的高发癌症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如河南浚县的食管癌、胃癌、肝癌，其中食管癌高出全国水平5.49倍；湖北省应城的胃癌、肝癌、肠癌均高出全国水平80%；安徽阜阳的食管癌、宫颈癌、肝癌、胃癌，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以上。还有一些地区历史上癌症死亡率不高，但近年来上升幅度较大。例如：河南沈丘、湖北应城、广东翁源、贵州晴隆的肝癌死亡率上升幅度，均超过了全国的100%。

 今年6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称，中国的土壤污染范围高达40％，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和贵州。采矿时释放出来的砷是最严重的污染源，无机砷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为人类致癌物，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无机砷暴露与人的肺癌、皮肤癌、膀胱癌及肾癌的发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中国政府迄今没有公布全国封污染的官方数据，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最近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2006～2010年，环保和国土部门调查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结果将适时公布。 

 尴尬的国家癌症中心 

 专家建议，在肿瘤防治领域，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癌症的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9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确立了“癌症可以预防”的观念，并实施了控烟、癌症筛查、早诊早治等一系列防治措施，使得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直肠癌等高发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明显下降。

 目前，美国癌症治疗的5年生存率已经过半，如果将皮肤癌及宫颈癌计算在内，可高达70%；而中国同类数据仅约10%，这意味着90%以上的癌症患者确诊之后，活不过五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魏丽惠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香港医学教授告诉我，在香港几乎没有晚期癌，医生要学晚期癌手术还要到我们这里。因为筛查制度建立之后不会到晚期才发现癌症，而我们的晚期癌病人特别多。”

 从2009年开始，大陆启动了宫颈癌筛查项目，在三年内为全国31个省（区、市）221个项目县的1000万农村适龄妇女进行免费检查，以提高受检妇女宫颈癌的早诊早治率。这仅占到需要该项服务的农村妇女总量的7%，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筛查率已达到60%～70%。

 同年开始的乳腺癌筛查项目，本来也计划为1000万妇女提供免费筛查，但最后由于资金问题只筛查了120万。原因是，乳腺癌筛查比宫颈癌筛查成本高，为节约资金，筛查时先让医生手诊，再做B超进行确诊。而肿瘤科的医生大多为男性，大多数适龄妇女都不愿意配合，只好临时培养女医生，但临时培养出来的女医生毕竟没有经验，只能摸到比较大的肿瘤，所以效果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两项癌症筛查，大陆目前设立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点已经达到118个，涉及7种癌症，投入经费超过4000万，年筛查人数不过50万。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宫颈癌筛查项目比中国晚了3年，但是后来居上，从2011年起，每年该项医疗服务投入高达28亿美元。

 在防治经费方面，美国以立法的形式确保资金大量投入。尼克松曾于1971年发起《国家癌症法案》（National Cancer Act），之后美国癌症研究及防治经费持续增加。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代表国家全权负责癌症的研究及防治，包括目标及计划的确定，资金分配及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其2010年预算即高达60亿美元。

 与中国相邻的韩国，也于2001年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并在2003年颁布了《癌管理法》。反观中国，不仅目前没有相应的立法，而且，筹建多年的国家癌症中心，竟然因为资金问题一直未能正式挂牌。

 世 界银行建议中国政府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国家健康委员会”——该委员会至少应由副总理级别的官员牵头，各有关部委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参与进来，以提升对 健康、慢病等相关行动的政治关注度。他们在相关报告中说，中国当前的卫生体系，必须在促进人们健康的综合策略和方针、卫生筹资以及服务方面，开展一些关键 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