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教授汪晖，在北京接受了《亚洲时报在线》记者加布里埃莱•巴塔利亚(Gabriele Battaglia)的英文专访。期间，围绕中国的平等观、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建设、宪政讨论、公共空间、中日钓鱼岛问题，以及“棱镜门”事件等一系列 问题，汪晖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为专访译文全文：中国、新的平等观与世界——对话汪晖
Gabriele Battaglia
汪晖，当代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是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个他不喜欢的标签。厌倦再谈旧的模式和西方观点，"让我们超越旧思想"，这可以明确看成是他的新宣言。在今天的中国，平等观的议题正是一个好开头。
汪晖(以下简称"汪")：最近我正在写关于"什么的平等"的文章，这在当下是个大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这里，平等的问题与富人、农村地区相关，还与生态危机及别的问题相关，比如少数民族问题。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一场关于平等的危机，但是怎么去界定它?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陷入危机，一些人由此攻击"平等"问题，通过提出一种新自由主 义的方案：私有化，产权问题等等，将矛头指向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即所谓"机会均等"，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建构。但它的结果却 是将一个不公平的过程合法化了。人人都看到工人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浪潮中遭受的痛苦，工人们沦为下岗失业的人，他们的补偿金很少甚至一无 所有。以市场的名义实施的是剥夺，他们从劳工的手中夺走了权力和财产，这正与"机会均等"的争议结伴而行。
于是，在90年代后期，爆发了关于社会福利危机的辩论，并试图去重建，比如，如何将医疗制度扩展到农村地区。在这个语境下，"分配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再 次浮现，但是这个进程现在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为每个人重建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很有必要，这是基本的权利。但是，这正是对前一阶段私有化过程的反应：现在 我们须要为农民工做些事情，否则将会有社会动乱。
现在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 缓，当需要有更多的钱用来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时，税收却在下降。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模式对环境太不友好。能源需求越来越大，但当你想上一个新的大坝工程 时，马上就会遭遇抗议。需要重建的是一个包涵生态保护在内的社会安全体系，这是一个矛盾、悖论的处境，它意味着必须改变生产模式。今天穷人和富人之间有断 裂，但是主要的断裂是城乡人口之间。所以政府发起了新的城镇化建设(针对中小城市)的战役，但这却毫无新意，几十年一直都是这样。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这个 过程也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发生，这些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一方面，提高那儿的经济状况是绝对正当的;但与此 同时，我们却兼有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在新疆、西藏出现了冲突。
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需要一种包纳多样性的新的平等观：不仅仅是人(人人平等)与物(分配)的平等，还要尝试在不违背基本平等原则下去尊重独特性、 差异性和异质性。这是一个挑战，因为现代的平等理念是基于公民的平等。但是现在怎么去面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生物多样性与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哪一种平 等?或许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系列的观念，这是对我们想要的发展模式的警醒。
但是要想去说服掌管经济进程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并不容易，因为经济议题差不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所主导的事情。即使官员也无法掌控整个过程。因此，关键在于必须思考原则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投资和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爆发关于改革基本方向的辩论。你知道我们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现在河岸在哪里呢?并且你还有在河中间迷失的危险。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清晰地界定河岸到底在哪里。
问：如何用具体的术语来辩论?
汪：比如我们现在关于宪政的大讨论，它非常模糊。因为新自由派们要搞的宪政改革涉及的是要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然而"宪政改革"意味着从回归宪法自身开 始，如果你从拒斥宪法开始，这便意味着革命，现在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的社会基础。宪法的根本保障在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 别的可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即使那些极端右翼分子也十分清楚这点。
另一方面， 假如你承认宪法，它便意味着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是今天工人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开启一场关于宪法的讨论 很好啊，我们需要回到1954年的宪法来保障基本权力。54宪法是非常开放的，内容也是好的，共产党是领导力量，但你有言论自由和罢工权力。而这些在文革 以后的1982年被废除了，邓小平认为中国当时有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所以他们修改了宪法。
再说一次，重返这场宪政讨论的途径是开放讨论。问题的症结是这场讨论到目前为止非常官方化，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这也联系到中国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即媒 体自身的危机。一方面，有大量的出版物，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却不断萎缩。今年1月份有个"《南方周末》事件"的案例，编辑部关于宪政的新年献词被当地的宣 传部部长以一篇赞美共产党的文章替换掉了，这引发了大量的抗议。这里有关联，但不是一个好案例，因为冲突并不是为公共辩论发生的，它出现在体制内部：在被 任命的管理层与他们的领导之间。以言论自由之名对真正的公共意见进行彻底排斥，所以它实际上是个权力再分配的事件。简单地拒绝任何不同的观点发表在他们的 报纸上，只有一边倒的观点，《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代表了相反的两级化方向。讽刺的是，两份报刊都是官方媒体，矛盾其实是关于广东省委宣传部新旧领导 权更替的问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代表性危机，因为它(宣称)是对言论自由和民主观念的代 表，正如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真的应当重新思考和界定公共空间的概念，因为媒体总是以通向所谓"真实"轻易地误导公共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担任 《读书》杂志主编时(直到2007年)，试图开启这种公共讨论的空间。有意味的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彻底消失了，不被所有的主流力量所允许。
问：您可否谈一下城镇化问题?
汪：很难笼统地说它是好是坏，或许在这里好、在那里坏。例如在有些地方，大规模的城镇化意味着昂贵的生态代价，但在有些地方却适合。所以要允许有些实验 来探索，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些探索才是改革的真正动力。在中国，多数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都是对早些时候开始的地方经验的确认，而不是开始。正如，农村 改革始于安徽，并向全国推广。所以需要给这些实验以更大的空间。
问：城镇化进程不是一个平等的进程吗?它看上去像是试图创造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
汪：恐怕城镇化更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从下面进行实践性的实验，再逐渐让它变得完备呢?比如在成都和重庆，他们已经有了关于城乡一 体化的讨论，关于如何处理人口与市民地位的讨论。但我们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各地城市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这是多样性的重大损失。
没有人能够扭转这个进程，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它。有时在快与慢之间抉择并非易事。我认为在每村安装高速网络就不见得一定好，而中国就有这个问题：它太快 了。一旦实现了城镇化，你如何确保有足够的土地用来耕作?谁能确保中国巨大人口的食品安全?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孟山都公司股票激扬，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阿 根廷签了一份协议，允许进口他们的转基因食品。你知道这些转基因食品安全是不确定的，但与此同时必须为众多稠密的人口保障食品供给，而发展经济意味着需要 更多土地。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在于地方政府所执行的土地政策：如果不通过掠夺土地并将其出卖给开发商的话，就没有途径来获取足够的税收。
(城镇化)有很多局限，没有人能确保一定能成功甚至产生(新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各地也都正在萎缩。我们如何保证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像印度或拉美那样 的贫民窟产生呢?没有土地的话，人们在城市里就成为"没有土地"的失业者。然而我们现在却有一些学者甚至为贫民窟的好处辩护，因为贫民窟是基于土地的私有 产权和"迁徙自由"，贫民窟是"人权"。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写一点关于"什么的平等"的缘由。
请注意在最近的几周内，政府关于城镇化的说法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在的提法是"稳妥城镇化"，这意味着"安全地"城镇化。张高丽是第一个这样提的人。它 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该是这样的，近10%的中国人口是流动人口，这对国内交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你在春节看到的那样。但在最近几年这些情形有所改善，全 球金融危机促使许多流动人口返回乡村种地。这可能意味着这种人口流动没必要这么快，离家距离也没有必要这么远，这样人们便不会和他们的家乡故土失去联系， 这种地方性的迁移是一种积极的进展，政府现在可能正在朝这方面考虑。如果城镇化进程过快，那仍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说到土地和人口，想起了乌坎事件--全村对强征土地的反抗催生了政治变革：很多年后新的基层选举。你知道最近的进展，它是一种民主的模式，但最终无以为 继(一年以后，土地强征问题还持续着，村民们的怒火转向选举上台的村民委员会)。然而当村民们遭遇真正的问题发生时，媒体却对它失去了兴趣，他们甚至不知 道如何去界定它。开始是容易的：呼唤选举，但是当真正的问题浮现时，媒体却失语了。
关键 在于不仅仅是乌坎，它是一场自2005年以民主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名义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巨大进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起初是"民主"，但是通过这 样的"民主"新当选的领导人也变得需要批评的时候，媒体就失去了兴趣。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汇。左翼内部的辩论集中在如何界定这个 新进程的语言叙述，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新的抗争策略。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村庄的层面，情况是一样的，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不相匹配，它也同样存于我们的 体制内和西方的体制之间。
西方媒体很容易用"专制独裁"和"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词来说 中国，但是理解不同的政治形式是更具挑战性的。而中国的主流媒体，一有什么事情，马上就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乌托邦的危机云云，问题在于，乌托邦并不 是问题的开始，而是对已经存在的问题的回应。这些都揭示了媒体对现实把握的无能。
让我们看看钓鱼岛问题吧。中日发言人给出的回应都基于同一个前提：钓鱼岛问题是由于毛泽东早期政策。我想问他们："如果这个问题来源于毛，为什么恰恰是在 1972年的毛泽东时代中日关系实现日常化，并没有发生现在这样的大危机?那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坐在一起达成了可协商 性协议，从外交的意义上终止了差不多40多年的冲突，这可谓是非常成功的。它实现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钓鱼岛问题现在突然成了一个焦点要害?"对这些人来 说，任何错误的事情都是过去造成的，没有我们的责任。这很荒诞可笑，他们只能诉诸于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
问：说起替罪羊，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毛，您如何看斯诺登事件和大量的美国谍报活动的曝光?这个家伙(斯诺登)现在飞走了，但对中国和香港特区来说是仍然一件大事。
汪：我不同意那些认为要将斯诺登移交美国的看法。关键在于，当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已窃取了大量中国大陆和香港信息的时候，应该立即开启一项大型调查。我们 为什么不能够做这样的调查并将之公诸世界呢?我真的认为在这次事件上，中国不仅仅是 捍卫中国的利益，它应当使得这个事件能够透明和公开化。这是又一个需要打开公共性的案例。
当然，黑客事件正在扩大，美国应当受到更多的谴责，因为大家都在使用微软、苹果、谷歌，所有国家都有黑客行为，现在我们需要将事情的全部揭露给整个世 界。我当然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分妥协，这是没必要的。我真不希望中国在这个案子上只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相反，我认为这种辩论需要一种 真正的国际视野，因为美国同样从欧洲窃取了大量信息。然而讽刺的是，大多数美国媒体将斯诺登描述为犯罪分子。
问：所以这对中国也是个考验。
汪：是的，这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不仅是对美国的巨大考验，它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个巨大的考验。它不仅是对国际秩序有意味，对中国的内部制度及其与香港的关系具有同样的意味。斯诺登到香港去，因为他知道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他当然不会去北京。
香港与美国都遵循国际条约。有些中国人第一次承认香港享有一些只有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才有的权力，所以在我们的制度内，香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 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一国两制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人马上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香港在国际范围内享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意味着一种主 权。在我看这很有意味，因为香港回归中国是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协商的结果，而非一个公开的议程。现在它将承受人们的检验。所以我认为，从不同的发展可 能来看，这是个很好的故事。
问：这一案例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呢?
汪：对美国来说，当然他们有点尴尬，但也不会感到太难堪，他们并不太在乎自己的行为。美国做过太多诸如战争，杀戮，劫掠，所以这次事件也并不新鲜。但在 这里却很重要，因为这里的所有改革都与中美有关。即使人们会批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在南美或非洲发动战争，美国还是一个好模版，因为那里的人们享有言论自 由，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是非法的。 在中国，微博上的人们每天都在重复这些口号式的标语，但现在这个事件发生了。所以该如何回应呢?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这里的某种政治改 革有所"去魅"，这是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总要试图把一个"他者"作为样板。
现在的新危机的性质与冷战和后冷战语境下的完全不同。你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用这种制度替代那种制度。我们不是为这个制度辩护，而是试图改变它。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实，而不是简单地从对"他者"的幻想开始。这只是一个小故事，却也是一个新开始。
有一个中国与前苏联学术界的辩论，最近我在读Rein Mullerson的书，他是爱沙尼亚塔林(Tallin)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也曾担任苏联改革期间戈尔巴乔夫的法律顾问，他对苏联改革过程持非常批判， 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它。语境虽然不同，但我们都同意说中国的境况其实非常相像，改革进程也是相似的。我记得89运动时广场上的标语，--当时我在那里，在 绝食抗议开始阶段，正值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我们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58，不要85"，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58岁，邓小平是85岁。但是历史证明，当 时85岁的邓比58岁的戈尔巴乔夫或许要聪明一些，这是很反讽的。
(Gabriele Battaglia是驻北京的中国事务观察家，那里正在开始成为观察全球化及其替代的好地方，他是China-Files 机构的成员，曾任PeaceReporter and E-il mensile 杂志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