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历史问题，全面地看，多方取证为好。历史人物，与我们每个人一样，都不是完人，应该看主流。章荣初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国家是有大贡献的 。网上查到章荣初先生自己的回忆，供各位参考。

链接：http://tieba.baidu.com/p/3340717742

就在国民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中时，章荣初突然被南京国民政府列入“经济汉奸”名单。
章荣初回忆录写道：
1946年8月1日上午十一时许，我绍兴路家里突然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四个著制服的，两个守住门房间，不许别人进来，两个把电话线剪断后与其他人一起到楼上来，内中一个拿出一张检察署的传票来，说有人密告我犯汉奸罪，马上叫我与他们一起走。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到了提篮桥监狱，四个著制服的没有去，留在我家里，这四个人对我女眷们说，你们可以每人打一个小包，带几件随身要穿的衣服，告诉你们下午三时前一定要来封门的，那时全家人都惶恐万分。我是坐自己汽车去的，到了检察署，他们就把司机赶走，汽车扣留。
一直等到下午二时才开庭，在检察官的询问中，我才知道是中统驻沪办事处告我两罪：一是与日本人合作开厂，二是有汽车特别派司。我答辩说，合作是强迫的，特别派司是出钱买来的。检察官不多问，马上宣布交一千万元铺保，这时候一千万元是不值什麼钱的。在原告栏里有几个人站起来反对，这个检察官不睬他们就退庭，我就和检察署的人一起坐原来的汽车回家取保，留在家里的四个穿制服的看见我回来都很奇怪，不久他们也就走了。
检察署来势汹汹，为什麼打了个向雷不下雨呢？原来我家里住著一个不收房租的房客，名叫吴绍麟，德国留学生，与蒋纬国是好朋友，他夫妻两由杜月笙介绍，在我家里让了一间房子给他住，已经一年了。
我被检察署捉去的时候，吴绍麟正在家里，他马上坐汽车到杜月笙家里，出门时被住黄制服的阻止不许出门，他拿出一张有厅长官衔的卡片来，才放他出门，他把情况告诉杜月笙，杜月笙马上打电话与检察署杜检察长。杜检察长竟不知道这件事，一查方始知道原来是一批中统特务，先与某检察官勾结好，预备开庭后马上把我关起来，同时查封我公司和家里。杜检察长卖杜月笙的面子，答允先交保，换了一个检察官审问，关照他马上交保，所以这个检察官一上来就判我交保，完全不理睬中统的人就退了庭。
人在外面就好办，我请了秦联奎律师替我做辩护诉状，据理力争。同时托荣丰副经理赵谱芝，他是陈立夫表弟，在陈到上海时替我说情。
最重要是通过杜月笙的门客杨管北直接向中统特务和检察官打通关节，釜底抽薪，这样明里暗里，上面下面关节都打通，果然到了这年十一月份，法院来了一张不起诉的判决书，我方才逃过难关，事后送了杨管北二十根大条。
章荣初1933年进入杜门，为“恒社”最核心的成员，九名常务理事之一，杜月笙的关系当然是章荣初近水楼台的帮手。
秦联奎，无锡人，当时上海名律师。传说当年秦联奎到杜月笙的赌局玩耍，连输四千大洋，悻悻离去。杜月笙得知其为沪上名律师，托人把钱还给秦，并说：“当律师靠笔杆口舌为生，没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大为感激，此后常去杜家，终成杜门法律顾问。抗战期间随杜避难香港，其子女出生香港，六十年代留学美国，女秦家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子秦家骢，著名记者，八十年代末任《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现为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
赵谱芝，湖州人，陈立夫表弟，其时陈立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直接控制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赵谱芝之子赵宝熙，联合国秘书处翻译，现退休居纽约。
杨管北（1896∼1977年），江苏人，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科长。政府奠都南京后，成为杜月笙在商业上的得力助手，受杜之托接办南通大达轮船公司，任上海市参议员多年。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随杜月笙到香港，51年8月16日杜逝世时守候在则 （还有陆京士、洪兰友、钱新之、金廷荪、吴开先、宣铁吾、顾嘉棠、万墨林）。国府迁台后，杨管北继续任立委多年，为复兴、益祥两家航运公司董事长，及台湾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

最后水落石出，我才知道原来章梅卿是一个中统特务，这次我被列入“经济汉奸”，就是他干的勾当，先和你做朋友，再吃没你家产，这就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伎俩。章梅卿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枪毙了，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特务，真是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