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走得那么坚决，走得那么永无返顾。人世间没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能让娘留恋。

  九十二年前，娘出世。老天爷将娘推向人间，给娘安排了苦难的九十年。让娘饱尝了人世间九十个春夏秋冬的酸咸苦辣。人世间的丑陋，老天爷的不公，终于让娘彻底失望，再也不相信出世前老天爷哄骗她的所有关于人间美好的慌言。娘毅然绝然地走了，再也不回头。

  娘出世不到三天，娘的妈就离世了。娘一生一世没有喊过“妈”，没有喊过“娘”。因为老天爷不给娘这个机会，这个奢侈。娘一辈子都不知道“妈”长的什么样，不知道“妈”是个什么概念。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在“妈”的百般呵护下幸福的成长，她却不能。娘曾对俺说过，这是她的“命”。老天爷让娘永远没有母爱。“母爱”，是人世间最高尚的“爱”，是人世间最高尚的“情”。如此高尚美好的“爱”和“情”，天下人人都有，唯独娘没有。老天爷就是如此的不公，就是如此的偏心。

  娘只剩下唯一的亲人，“爸”，我的外公。娘在外公的保护下开始成人，开始长大，取名“英英”。小英英长得白净，活泼，可爱，人见人爱。村舍邻居没有不喜欢她的。外公常“跑单帮”，外出做生意赚钱。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十多天。邻居们总是乐于帮外公照看小英英。娘告诉我，每次外公外出，她就在土墙上划“杠杠”，每过一天，划一“杠”。有次外公告诉娘，他要出去十三天，当娘划完第十三个“杠”，外公还没有回来，娘就大哭。外公回家后邻居告诉外公小英英哭得很厉害，外公第一次在娘面前流下了男子汉的眼泪。这是娘亲口给我说的。从此，仿佛那“杠杠”划在土墙上，却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娘四岁那年，外公攒够了钱，给娘娶了个后妈。土炕上多了一个陌生人，再也不仅仅是娘和娘的爸。后妈分走了“爸”对娘的爱。

  外公的“钱”也给娘带来了灾难。一天深夜，三个土匪越墙而入，将外公拖到院子烤打，要钱。土匪用蘸了油的扫把，点着火，在外公一丝不挂的身上戳。每戳一下，外公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后妈将娘紧紧地搂在怀里，跪在炕上，将她的包袱压在腿下，一边大哭，一边求情，央求土匪放外公一条生路。土匪洗劫一空，杨长而去。外公从此落下病，身体总不好。经历那场恶梦，恶梦彻底催毁了娘的心灵，娘的意志彻底崩溃了。人世间一个魔鬼般的阴影从此永远隆罩着娘的一生。娘胆怯，娘害怕，娘永远丧失了活好自我的勇气和信心，从此只知道做牛做马，开始了她的奴仆般的一生。

  为了躲避土匪，第二年，外公带娘和后妈去外县生活。那是个山区，水缺碘，小孩的甲状腺会肿大，老家把这种病叫“隐瓜瓜”。娘却全然不知，高高兴兴地抱着后妈烙熟的“锅盔”，到街上，让外公卖。每天抱好几个来回，傻呼呼地过了一年快乐日子。娘的甲状腺在一天天肿大。终于有一天后妈发现了，外公不得不迁转回家。那时的娘，天真单纯，她哪里能想到，就是这个不很大的“隐瓜瓜” 给她造成了终生的痛苦和羞辱。每个夏天，娘总是把她脖子上的纽扣，扣的紧紧的，我不理解。直到我长大成人才知道娘有“隐瓜瓜”。那时的娘更没有想到，“隐瓜瓜”让娘成了她的“汉”，我的老爹，毒打她的理由。走马观花式的相亲让爹感到他上了娘的当，受了娘的骗。

  娘七岁刚过就开始了被缠足的酷刑。娘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被后妈摁倒，用裹脚布紧缠她的脚。娘疼啊，哭啊，叫啊，大声喊“爸呀”，但谁也不帮她。娘那时根本不懂为什么女孩子要受此酷刑。娘告诉我，每天缠完脚，钻心的痛，走路很难。她只能扶着土墙一尺半尺地挪脚脚。这样的酷刑天复一天，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到娘十三岁。整整五年。对小女孩来说，这是天底下最为残酷的恶刑。娘出生于一九二三年，七岁时已经是一九三零年。当时的三十年前，光绪皇帝已经降诏，女子可以不缠足。但是，可怜的娘不知道啊。有皇上圣旨支持她，她却仍然无力反抗，白白的要遭此酷刑而受害终生。那些官僚们只顾敛财杨威欺压百姓，哪里可怜小女孩的苦痛。娘所受的这段酷刑经常在我脑海里回荡。当我看现代女士跳舞时，我想起娘的苦；当我看芭蕾舞演出时，我想起娘的痛；在运动场上，看到长跑女子冠军那灿烂的笑容，我想起娘所受的罪。现代女士们那么的幸福，娘一生却那么的悲惨。老天爷啊，你为什么如此不公？！

  后妈给娘生了一个妹妹，三个弟弟。第三个弟弟活着出生了，娘的后妈却走了。娘的后姥姥收养了娘的三弟。没有了后妈，从此繁重的家务全部落在娘的身上。那年娘十三岁。每天要带弟妹，要做全家五口的饭，要缝补洗涮全家人的衣物。

  十六岁，娘出嫁。那时的爹是个“帅哥”。在爹看来，很多“乖女孩”（好看女孩）他都扮配，怎么就偏偏娶了个“隐瓜瓜”。似乎那不是娘的“耻辱”，而是他的耻辱。娘曾经遭受到他的多次毒打。一次是在我四岁时，有一副画面永远刻在我那滴血的心上。那是个晚上，桌子上有一盏昏暗的豆油灯。被爹毒打后的娘坐在炕那头大声的哭喊。爹还嫌不解恨，要跳下炕去拿门后面的木棍，要用木棍毒打。四岁的我一边大哭一边拉着爹的左胳膊，九岁的家兄拉着爹的右胳膊，哭求爹不要下炕。爹的脚已经着地，我和家兄在炕沿上死死地拖着爹。这次是我和家兄的哭求声救了娘。

  可恨的旧中国，“夫权”残害了多少可怜的“娘”。对比现在的“半边天”，平等的女士，受到丈夫百般的呵护和娇惯，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娘是人，却没有人权， 娘为人妻，却没有妻子的尊严。娘只是“夫权”地狱里的囚徒和奴仆。但是，娘也敢反抗。娘终於忍无可忍，她只带着家兄回娘家，把我扔给爹，算是“一刀两断”。（后来邻居把我也送到了娘身边）。记得一天晚上，舅妈告诉我，爹来了，在县城卖完棉花直接到舅家。我怯生生地一条腿迈过门坎，颤惊惊地看着那昏暗的小屋，还有炕沿上那盏忽闪飘荡的豆油灯。爹坐在炕沿上正在吃娘和舅妈做的油饼，吃完油饼，爹挑起棉花框担子自己一人回他五里以外的家。爹没有看我一眼，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娘领我一起又回到了爹的家。娘认输了，娘又一次低下了她的头，又开始做牛做马。娘低头是为了她的孩子，她的孩子是她的全部。

  娘二十四岁生我。那是个隆冬，天降大雪，有三尺厚。凌列的西北风吹透了窗户纸。娘生我时的惨叫吓哭了五岁的家兄。家兄缩在炕那头的箱子底下，一动不动，不敢出声。娘坐月子，总喜欢端详我。看我额头，看我鼻梁，看我脚丫。一天，娘看着圆胖，壮实，憨厚的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海娃”。从此“海娃”便成了我的乳名。也成了少儿玩伴们取笑我的外号。因为当地有一流言，“笨的像海娃一样”。我的乳名成了“我很笨”的代名词。等我长大成人，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娘叫我“海娃”叫得非常有意义。娘十月怀胎，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在娘胎里游荡。娘一边干着繁重的家务活，一边在体会着我在“大海里”翻身，蹬腿，以及令娘异常兴奋的心跳，直到我爬上岸，睁开眼，吸口气，大哭一声，来到人间。我是“海娃”，天下所有的儿女都是“海娃”，都在“母亲”的大海里游荡过。“母亲”对儿女的恩情比海深；“母亲”对儿女的爱心比海大。

  我快一岁时，被土匪烤打过体弱多病的外公去世了。娘说外公很爱我。当然我也明白外公也很爱家兄。其实这全是因为外公很爱他的“小英英”。 外公是娘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外公走后娘的伤心断肠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九，娘穿着有尖尖的白色孝服，领着我（一定也有家兄，但没有记忆）去给外公上坟。我大概三，四岁。娘二十七，八岁。有两幅画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一幅是，娘在外公坟前坐下，摆上供品，点着火柴，一边烧着黄表，纸钱，一边不停地喊着，“爸呀拾钱，爸呀拾钱”。那火苗映红了娘的脸，豆大的眼泪珠子滚满了娘的脸侠。透过火苗我似乎也看见了外公在另一个世界的大马路上不停地拾取着娘烧的纸钱。另一幅是，那个傍晚，天色灰蒙，大地萧条，气氛凄凉，周围死一般的沉静。只有轻微的西北风摇曳着外公坟头上的干草，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朦胧中，在大地的那头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个把人影，锚着腰，胳膊夹着纸钱，也是去上坟的苦命人。

  娘怀了五胎，活了三婴，小弟小我十五岁。那是一九六三年，我在十五里外的城镇住校读初中最后一学期。一个星期六回家，奇怪地发现房门上贴着红帖，挂着麻线。我没有敢推房门，径直去灶房找俺娘。推开灶房门，姨姨在做饭，微笑着看我，说娘生小弟了，星期三生的。我高兴，我又吃惊。上个星期天娘还抱着磨棍同家兄和我一起推磨。我怎么就不知道娘正临产，三天后要生孩子？石磨有一尺厚。合作化前，我家有马，骡，牛。磨面都是畜牲拉磨。六三年，刚过三年自然灾害，生产队畜牲很少，家家都是人推磨。家父四十岁后，说有腰病，从不干重活。担水，推磨等，都是俺娘干。家兄和我只能在星期天和寒暑假帮帮娘。这件事让我内疚终生。一，我怎么就那么笨，娘都要生孩子了我还不知道娘有身孕；二，我，家兄，家父，三个大男人，怎么能让临产的娘抱着磨棍推一尺厚的石磨。我和家兄正年轻，怎能让有身孕的娘同我俩一样围着磨盘转同样的圈，跑同样的路？我惭愧啊！我内疚。每当我想起这事我就鼻子发酸，眼泪直流。我们三个“大男人”愧对俺娘啊。我们都是罪人！

  娘的第二胎是个男婴，长我两岁，只活了三天。我清楚地记忆着娘生第四胎的场景。是个下雨天。娘在邻屋炕上哭叫着，接生婆不停地让娘用劲。家父和我在这屋， 只隔一道土墙。家父蹲在土地上抽旱烟，六岁的我站在炕沿边。突然，娘一声惨叫，撕心裂肺，我一下子冲出房门，冲入邻屋，看见娘躺在炕上，接生婆坐在旁边，看我推门冲进来，马上对我大喊道：“儿子娃娃快出去！”。我赶快退了出来。那一次，我的举动是本能的，不由自主的，因为娘的心永远连着我的心。后来知道， 娘生了个女婴，头是破的。（多年后我想那是接生婆揉肚子揉破的）。家父戴了草帽出去了。个把小时后我到大门外，看见家父拿着铁锨，淋着雨，从村后的庄家地里回来了。我那小妹妹就这样没有呼吸人间一口氧气又回天堂去了。也许她已经看到了娘在人间所受的苦难，她不想再象娘一样在人间作牛作马。

  解放后，政府开始扫盲，“夫权”也受到批判，娘上学了。那是娘成年后唯一一段可以说愉快的时光。我印象很深。每天下午娘抱着我去上“冬学”。娘很聪明，记忆力很好。三，四十位“妈妈”学员，老师总是表扬娘，说娘认字认得快。在去学校（古庙）的路上，娘也教我。这一句娘教的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吃了饭，刷了锅，抱上娃娃上冬学”。 娘识字了，娘能读简单文章，娘能数钱了。然而好景不长，冬学结束，娘又被关在家，围着锅台转。多年后，冬学堂认的字全都回生，娘又成了“文盲”。娘辛苦一辈子，将三个儿子养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家兄是上千人大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是他们中学一百五十多考生中三名录取者之一。六二年考大学比较难，家兄的数学录取成绩是他们大学数学系里第一名。大学老师都很喜欢他。娘的二儿念了二十三年书，得到博士学位。小弟也读完大学。这些“功名”都是娘辛苦地，默默地支持的结果。都是娘用她的“文盲”换来的。如果娘的第二胎，第四胎有幸成人，娘也一定会用她的“文盲”，她的辛苦再多换来两个大学生。老天爷就是那样的不公，让我们兄弟把天下的书读完，却不给娘任何识字的机会。

  爹家是个大家，有五十多亩地。伯母主持家务，娘永远是个苦力。加上长短工，娘要做全家十多口人的饭。这个大家持续了十五年，直到分家。娘还要经常照顾娘家她的妹妹和两个弟弟，要给他们做衣服。勤劳聪慧的娘会作很多别人不会作的事。纺线织布，剪纸绣花，作粬酿醋，样样在行。被单上，枕头上的花，是娘绣的。新年窗户上的窗花剪纸是娘剪的，小人物唯妙唯肖，小动物诩诩如生。读研期间碰到一位胶东校友，说他上初中之前从来没有穿过鞋。我当时差点眼泪都喷出来。我的娘从来都没有让我光过脚。做双鞋要化娘很多时间，从做鞋垫，拉鞋底，缝鞋帮，千针万线娘要熬很多个夜晚。娘还会做草帽，每年都要做三，四十个草帽去城里卖。那是娘很高兴的时候，因为她知道她的辛苦终于要挣钱，给儿子换来新衣裳。记得上小学时，参加春季运动会，我跑了第二名。那个第一名穿的是球鞋。回到家，娘在拉风箱烧饭， 我告知娘此事，娘没有说什么，只是无奈地仍然拉着风箱。夏收农忙前，娘用她那“小脚”来回走了六十多里，去三十里外的城镇卖了草帽，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球鞋。真是“儿说无意，娘听有心，娘和儿永远心连心”。那双球鞋喷香的胶皮味我甚至今天都还能感觉到。

  娘有做不完的活。很累。累极了也会发脾气。家兄从小缺奶很儒弱，听话。我却相反，陶气，顽皮，贪玩，不听话。永远有玩不完的气力。娘终于忍不住了，要教训我。那天下午，娘将我摁倒，狠狠地掐，拧我大腿上的肉。娘每拧一下，我就惨叫一声。二十多分钟后，娘终于消气，放开了我。从娘腿下掙脱了的我跑到姨姨家， 姨姨家只隔一条大街。那是个冬天，比较冷。姨姨把我拉到热炕上，坐在她旁边。姨父刚从省城回来，也在家，坐在我另一边。我流着眼泪一脸茫然，他俩看着我笑（至今忘不了姨姨当时那和蔼的笑容）。第二天，我的大腿上出现二十多个大青巴。那次挨打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从来都没有怨恨过娘。我只怪我太过玩皮，太不懂事。俺娘太忙，太累。直到九，十岁，我才知道帮娘干些家务。我去池塘洗过衣服，帮娘拉风箱做饭。也开始知道要讲卫生，保持衣服干净。

  家父是个“精明”人，念过一年半私塾，会持家，家境比一般农家好，冬天火炕上有满炕大的羊毛毡。娘总是睡在靠窗户一边，“大男人”们总是睡在远离窗户一边。夏天，娘要首先承受从窗户吹进来的热浪和蚊虫；冬天，娘要首先承受从窗户吹进来的凌列的西北风。娘总是低人一等。满炕大的羊毛毡铺到娘身边嘎然而止，而羊毛毡的另一边却卷了几卷。很多年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将羊毛毡宁肯卷起来，也不铺到娘身下。等我长大成人，才明白作娘的都有“例假”。干干净净的羊毛毡娘舍不得啊。就这样，三个“大男人”可以铺羊毛毡，可怜的娘在芦苇席上睡了整整卅多年。羊毛毡上铺的布单是娘纺线织布熬夜作成的，娘却享受不了那怕一丁点。娘生来就是为三个大男人作牛作马的。

  现代女子有卫生纸，有例假带，还可以每天洗身子。娘没有。老天爷不给娘这份“奢侈”。在那个用干土疙瘩擦屁股的年代，一片纸，一丝布絮绺绺在娘看来都是珍贵的。娘要用布絮绺绺做鞋底。娘将对付例假的布絮绺绺用了再用。每次用后，偷偷地塞进后院的土墙逢里，生怕男人们看见，下次拿出来再用。可怜的娘啊，就这样一直过到快五十岁。

  冬天的火炕要人烧。不管下雪刮风，娘拖着瘦弱的身子，跪在炕门前，一铲一铲地掏炕灰，一把一把地塞柴货。土活，脏活，累活，全是娘。四个大男人，没有一人烧过炕。

  六三年我考上省重点高中，离娘很远。放寒假，腊月二十四回家，腊月二十六（这个日期我怎么也忘不掉），家父让我背上背篓跟他去县城买年货，化了二百多元（很多钱，不平常的多）。临出城，家父特别买了一个瓦盆。 我当时很不解，买它干啥。我也不敢问那威严的爹。腊月二十八，哥也放寒假回来。晚上，全家人坐在炕上，爹对哥说，“明天去领结婚证，过年就结婚，婚庆所需都准备好了”。我的天啦，那瓦盆，那背篓里的“年货”，都是为哥结婚准备的。我上当了，我当了一次糊涂的“打手”。哥不愿意，哥说学校不让，爹不信。娘颤惊惊地坐在窗角，生怕打起来，一句都不敢说。娘已经被她的“汉" 打怕了。争执到半夜，哥最终还是投降了。哥说：“领就领吧”。家父听成“另就另吧”（“另家”，分家之意）。一拳打倒了家兄，说：“我让你另（家），把你养大成人你要另家了！”。当第二拳又要砸向家兄时，娘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恶拳，连声说：“孩子不是另家，是说领证”。爹息怒。第二天，腊月二十九哥领了证， 正月初四结的婚。寒假过后回校，大学给哥“警告”处分，时年家兄二十一岁。娘生育，养大了儿。儿的婚姻大事娘却不能参一言，全由“汉”说了算。家父的淫威彻底征服了家兄。哥到七十岁对家父说话，都不敢正面直视，总是低着头。兄嫂是同村人，初中考高中连续两年都未果，比较笨。后来知道，哥当时在大学已经有一个相好，省城长大，出身不好，地主兼资本家。哥不嫌出身，只图人好。哥过六旬，已经儿孙满堂，还偷偷地去访问过他当年的相好。被孩子们知道后，变成了孩子们的笑料。

  我的性格同家兄迥然不同，刚烈。家父拿我没有办法。六八年回乡当知青，家父不敢催我相亲，结婚。总说我说话在他心上挖。他背着我骂俺娘，吼俺娘，嫌娘不催问我的婚事。因为我的婚事，直到我三十一岁将我现在的太太领回家，娘没有少挨家父的打骂。在家父的淫威面前，我胜利了，但这都是用娘的苦难和痛苦换来的。 我高中同学多数来之农村，回乡后几乎无一没有早婚，后来的日子一个比一个艰难 （“人穷志短”啊）。相反，少数城里长大的，七七年都上了大学，跳上了时代的最后一班车，现在都过得很好。

  兄嫂第一胎是双胞男，七个月早产。伯母说年轻轻的还可以再生，为啥要这不满月的。娘听了伯母的话。哥假期回家知道后，从此不再同伯母说话。娘感到了良心的谴责，对家兄后来的孩子们特别经心。兄嫂连续生了四个，老三是男孩。家父在大队有人脉，托人情，兄嫂当了民办小学教师，特忙，回家就是吃饭，吃过饭就走。她的孩子都成了娘的“孩子”。娘还得养猪，不养猪，家父说自留地没有肥料。孩子缺奶，家里还养了一头奶羊。娘要做饭，要带孩子，要养猪，养羊。娘经常是背上背一个，手上拖两个，牵着奶羊，两只小脚被肥大的奶羊拽着跑。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十多年。等孩子长大了，兄嫂和四个孩子都飞向省城，一家团聚。娘才算松了一口气，也开始了她那孤独的后半生。

  七四年，娘病了，说她口很干。我托熟人让娘住院三天，作了全面体检。医生说娘没有大病，只是更年期的一些反应，吃谷维素就好。我让医生检查了娘的甲状腺肿大，希望能作手术切除掉。医生说不大，不碍事，娘口干不是它引起的。我就听了医生，没切。多年后，回忆此事，甚是后悔。文革中消遥，我也读过几本医学书， 甲状腺肿大切除，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切掉它，等于切掉挂在娘心上的一辈子的耻辱。能让娘体会到她是完美的。我啊，一时为省钱省事，却做错一件事，后悔一辈子，还要受到良心的永久谴责。

  八一年，娘快六十，口里只剩几颗牙。我领娘住在省城岳母家，隔两周去看一次牙医，拔两颗牙。全部拔完后，回老家。娘拿起镜子，说她老了二十年，变丑了，后悔拔了牙。一月后牙床完全长好，领她去咬了模，两周后装上了满口假牙。娘对着镜子看，笑嘻嘻地说，又年轻回来了。娘再也没有得消化系统的疾病。这是我这个不孝之子对娘的恩情所做的唯一的一点回报。

  八四年我得到博士学位，八七年得到副教授职称，传到娘耳朵，娘不知道啥是“博士”，啥是“教授”，只知道村邻右舍赞美娘。八八年我出国，侄女说，“我婆高兴得都流眼泪了”。听到侄女的话，我高兴不起来。娘不完全是高兴的流眼泪，娘是伤心她的命苦。娘老了，“养儿防老”，娘正需要儿帮她，照顾她，儿却一个接着一个走远了。儿们都有了自己的新家，老家的娘更孤独，更寂寞。儿出国不是娘的好事，是娘的苦命。出国二十五年间，同娘在一起的时间全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天。我不是孝子。“家有老母不远行”，这是古训。我却为了自己的“前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小家”，置老母于不顾。我是那么的自私，那么的没有良心。我是娘的罪人。

  八九年“六四”，村里谣言四起。说我是“六四”反革命，逃到北美。传到娘耳朵，娘又心惊肉跳。娘永远挂念着儿，惦记着儿。不管儿走到天涯海角，娘的心永远拴着儿。

  九十年代，小弟和家兄一起张罗，给娘盖了两层钢筋水泥楼房。娘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天下大雨，土墙崩塌了。小弟是个孝子，在省内二线城市上班，距老家近，几乎周周同弟媳轮换着回老家照看娘。世纪末，娘终于过了几年消闲日子。新世纪，娘老了，不得不离开老家，去城里开始陌生的新生活。家兄一家在省城。弟媳一家在市城。 每年十月底或去省城，或去市城，过有暖气的生活，来年开春再回故乡自己的家。每次给娘打电话，娘总是说，“我好，我好，别操心”。小弟也说，娘很精神，腿上很有劲。八十多岁，从不拄拐棍。小弟和家兄对娘的照顾，让我很满意，也让我很惭愧。

  零八年元旦，我在朋友家party。朋友问起令尊令堂可好？我高兴地回答他们，“很好，很好”。六十岁的我，上有兄，下有弟，父母双全，真是生在福中很知福了。 真没想到，就在第二天，小弟来电娘病了，脑溢血，突发高血压引起。那天，侄子（娘的大孙子，娘将他带大），去看娘，娘太兴奋，加上那天错过了上午十点钟的睡眠，下午六点多，侄子进门不到二十分钟，娘倒在床边。当小弟电话告我，娘得的是脑溢血，电话这头的我一下子泣不成声。我深知这种病意味着什么。西方医生称之“strok"。老天爷把娘一棒子打倒了。娘大脑中形成了核桃大的血块，位置很深，医生说血块很难抽出。开颅手术对八十五岁的老人危险性太大，医生不作。我对小弟说，娘的命太苦，又得了受罪的大病，如果照管得好，娘还有五，六年的命；如果照管不好，娘最多再活一年多。

  零九年十月，我领儿子回国。娘坐在轮椅上，看了看站在轮椅边，喊她“奶奶”的一米八的孙子，娘没有反应。我说他是你二十年前看大的孙子。娘又上下打量了一遍，似乎还没有反应。我赶快去里屋拿下墙上的照片框，给娘指着一张照片，娘乐呵呵地抱着不到一岁的孙子，说，娘，它就是他。娘一下子认出来了，拉住孙子的手，叫着孙子的乳名，眼泪刷刷地流满了脸庞。孙子也哭了，挣脱娘的手，跑进另一小屋，放声大哭。我表妹赶忙拉了拉我的衣袖对我说，“快去看你娃”。我当时非常内疚，后悔二十多年后才把儿子领回老家。娘想孙子啊，娘无望地想了二十多年，这又是我欠娘的恩，我对娘的罪。那天从省城和市城开来两辆车，是准备接二老回城过冬的。我嫌天色太晚，天又下雨，怕出车祸。让家兄，小弟，和儿子回城，下周末再来。

  那天晚上，老家只有娘，爹，和我。白天的激动，娘的血压又高了。娘躺在炕上，脸发红发烧，不停地喊叫着。娘反复只喊两句话，一句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娘说过这句话，这是第一次。我明白，这就是娘的“人生观”。可怜苦命的娘，没有自我人生，只有完全的奉献。她的“汉”，没有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有领她进过一次餐馆。吝惜无比只知攒钱的“汉”，给娘连一颗水果糖都没有买过。娘啊，人世间没有人的人生比您更悲惨。娘不停地喊的另一句就是：“爸呀，爸呀”。娘在最痛苦的时候，没有喊她的“汉”，也没有喊她的儿，她的媳，她的孙。娘来人世只碰到一个亲人，她的爸。娘在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只想到她的爸。半昏迷中的娘喊出藏在她心底一辈子的心里话。四个大男人在娘的心里轻如鸿毛，因为大男人们从娘那里只知掘取，不知回报。那晚，我一眼未合，心如刀绞。彼时，彼景，彼情，像钢刀利刃，永远扎在我的心上。

  娘倒了，“汉”的厄运也来了。再也没有人能象娘那样伺候爹了。有娘照顾，爹从没有吃过冷饭，喝过冷水，睡过冷炕。爹碗里两根面条粘在一起，娘总是要拣到她的碗里。如此七十年的细心照顾，爹活了九十八岁。早娘一年走了，走时没有受一点罪。早上起来按平常习惯要出去走走，刚下地，感觉不对，又翻身上床，躺下， 永远闭上了眼睛，那是二零一二年元月十八（腊月二十五）。那年的娘已经神志不清，对“汉”的离去没有反应。

  大舅的大女儿，我的表妹，白天鵻。很能干也很孝顺，住县城。经常到“大姑家”照看娘，四五年没有间断。帮娘洗头，洗脚，剪指甲，洗身上。拆洗衣服，做家务。这是娘的“爸”给娘按排的好侄女，让娘少受罪。姨姨和三个舅舅对娘也很好。二舅三舅在省城工作，每年春节结伴来看他们最可亲的大姐。娘每次都要给他们烙油饼。姨姨乳名“秀英”，十六岁嫁给同村地主家二公子。是爹作的媒。姨姨很能干，差一点（地主）当上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太太见过姨姨后，给我只说过一句话：“姨姨很漂亮”。姨姨是地主家的顶梁柱，也因为太累早娘十年去世。她之后，二舅大舅相继离世。娘的亲人越来越少。

  一零年秋，娘在老家，病情加重，住进县医院。表妹天天上医院，医生护士都说娘的“女儿”很孝顺。后出院住在表妹家。我知道后，心里堵的慌。立刻打电话让家兄将娘接去省城。娘为四个“大男人”受苦受罪一辈子，娘倒了，不能干活了，“大男人们”又将娘送回到娘的娘家，仍给娘家人，于心何忍啊！ 我在电话上给小弟讲这个理，多次泣不成声。在我发脾气时，家兄和小弟总是让着我。他俩对我很好。

  一二年十月回国，娘明显不如三年前。几乎不说话（说话很累）。有一天，娘看着我，忽然迸出一句，只两个字：“医院”，说完又无奈地低下了头。我马上理解到娘要我领她去医院看病。我的眼泪立刻夺眶而出。娘为我付出六十多年，娘最需要我帮她的时候，我却干着急没办法。“养儿防老”， 在我和娘之间，只是一句大话，空话。娘的脑细胞在一天天的死去（不能再生）。常年坐轮椅，缺乏运动，全身细胞失去活力。娘脸上的皮肤明显变硬。三个星期，我一天也没有离开娘。每天推轮椅下七楼，让娘在大街上散散心，早晚各一次。这是家兄按排的。大街两边卖菜，卖杂货的中老年女士，一下就猜着我是从外国回来的二儿。她们都认识家兄和小弟。她们赞叹家兄和小弟的孝。我听了，高兴也脸红。她们也问，“你们家的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家兄说，她们都有事在忙。娘的时代，国家在巨变。“三十年媳妇熬成婆”。这句话延续中国几千年，偏偏在娘这一代变成空话，废话。娘当“媳妇”，伺候婆婆，伺候她的“汉”，达半个世纪，也没有熬成“婆”。因为老天爷的心偏了，老天爷的心黑了，娘的命惨了。

  三个星期眨眼就到，我不得不“回”外国，那里也有个家，那里也有割不断的情，那里也有放不下的心。临走，小弟开车送我，车开的很慢，想让我多看娘一眼。家兄推着轮椅跟着车走了很长时间，想让娘多看儿一眼。家兄和小弟配合得那么默契，酸水一股股地浇满我的心田。我终于忍不住，让小弟停车，扑向轮椅，单腿跪在娘面前，含着热泪，拉着娘的手，给娘说，“再见”，给娘说，“我还会回来看你”。

  三个月后，病魔最终夺走了娘的命，那是一三年元月二十六（腊月十五）。我深深地理解，娘最终还是要去找她的爸。只有“爸”，才是娘最终可依靠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