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栗的未来”是黄智贤十几年前的著作，2004年曾获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好书，书中对当时台湾社会日趋严重的省籍、统独问题提出真诚的警语。黄智贤早年曾支持党外和民进党，但她说，她当时支持的是民主、是人权，而非仇视外省人、漠视原住民。她也说，她反对的是独裁者，是专制，而不是中国人民。为什么很多人当初支持过的政党，支持过他们民主进步的理想，而一旦他们手握权力却变得更像法西斯！

黄智贤曾是北一女的辍学生，英国莱斯特大学企管硕士。她的经历则非常特别，在高速公路两旁拔草、电子工厂做过女工、开过计程车、做过餐厅侍应生、科技公司主管、时报周刊专栏作家，多年来对台湾政坛、社会变迁、两岸关系及国际环境等议题多所关怀，并不时痛下针砭，除了“战栗的未来”一书之外，黄智贤还著有 “像我这样的台湾人”、“西瓜共和国”、“掏空台湾”、“这样选总统可以吗？”等书。目前在脸书、网路酸辣汤等传媒节目中，继续她“拨乱反正”的政治评论。

来看书中她分析德国人当时为何如此仇视犹太人，纳粹德国煽动民粹及迫害犹太人的手段，的确令人战栗不已，然而煽动民粹到头来却也成了希特勒的不归路，导致纳粹主义的彻底覆灭。

这些书中的分析及警语，能不值得所有台湾选民深思？特别是对那些受到李扁时代“去中国化”教育“荼毒”的新生代们，能不警惕在心？能不像黄智贤一样起来拨乱反正吗？如果大家继续任分离主义者在他们偏执的道路上执迷不悟，继续任其借民粹谎言煽动下一代，台湾的未来，离“战栗的未来”其未远矣！

——海外瞭望台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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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黄智贤“战栗的未来”

威玛共和----法西斯的温床

纳粹是透过选举，合法掌权的。

没有任何政党，像它这样擅长选举和文宣。掌握着德国被打压的悲情，敌视犹太人，和日耳曼骄傲的主流民意。

希特勒更是一个能激发狂热，让群众如醉如痴的煽动者。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纳粹政权的独裁和恐怖手段。

也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生活在纳粹统治之下。

但如果人们了解，纳粹党和希特勒，其实是在民主机制内，透过选举和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

而种种迫害犹太人，和箝制言论自由的暴行，更是在体制内的「合法」政策。

这时恐怕才会真正警觉，真正开始思索，究竟为什麽，德国的民主制度和选举，会造成希特勒和纳粹的掌权？民主制度和选举是不是真的可以阻止，以及要如何避免，法西斯极权的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战事的全面溃败，已经无法避免。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德国在1918年11月11日，和英美法三国在巴黎签署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德国战败。

在签署停战协议的前雨天，德皇被军队逼退，逃到荷兰。

而首相也被同步逼退，把首相职位，私相授受给政党领袖。

帝国宪法原来规定，首相由皇帝任命并需经国会同意。

但新任的首相，却既没有皇帝任命，也没有国会同意。

于是长达217年的德意志帝国，就这样了无声息，不明不白的解体消失了。

德国一直是欧洲强国，它的国民是支持战争，希望德国战胜，甚至扩大德国霸权的。

而因为德军对政府，国会和人民，矇蔽了真实的战况。使德国人民一直以为战事顺利，德国终将战胜。所以当德国战败的消息，突然传出的时候，这意外的败战，使全国陷入了无法接受的情绪中，社会充满了沮丧和挫折。

由于德国在战争期间，对交战国家的种种暴行，使英法两国的人民和财产损失极大；加上战争后期跟美国贷款，两国其实已经濒临财政崩溃的边缘。因此战胜国，尤其是法国，全力主张逼迫德国，签订条件苛刻的凡尔赛合约。

合约中除了对德国的羞辱以外，更要求巨额赔偿。这样做，除了对德国启动战争的责任，做惩罚和报复以外，更希望从赔偿中，得到经济回馈，以拯救战胜国自己的经济困境。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实都很难真正反省自己的错误。总是容易漠视自己带给别人的磨难，却不原谅别人给予自身的痛苦。

战胜国因为痛恨德国发动战争，给自己国家带来巨大伤害，而用极度的羞辱，和巨额的赔偿，要让德国永远不得翻身。

然而，这长达445项条款的凡尔赛合约，不但没有因此使德国社会，真诚反省德国在战争中，对别国的暴行和伤害，却反而使德国人民的情绪，由战败的挫折，转变成对国际社会的不满，再由不满进展到仇恨。

加上战后，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使人民生活万分艰难。经济的崩溃，则使共产主义有了着力之处。

国内各种武装暴动和小型内战不断，主要是共产党誓言用 武力夺取政权，因而和右派民族主义份子争战不休。

二、 威玛共和

1919年，在国际强力施压下，德国国民议会，制定了威玛宪法，开始德国的民主之路。

宪法规定，德意志共和国权力来自人民，国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总统直选，有权任免首相，但要国会同意。（比较起来，90年代李登辉主导修宪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免，却完全不需要国会同意，显然比1919年的威玛宪法落后。）

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国会也可以发动罢免总统，而德国妇女也第一次取得投票权和参政权。

这是一部极有进步性的宪法。

但因为民主制度，不是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中，经过长期演化，而自然成长的，而是被外国强迫建立。所以并没有足够成熟的社会条件，可以支持它健全的发展。

所以威玛共和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让人充满感伤的共和体制。

虽然威玛宪法是一部非常进步的宪法，但因为国内外情势的不稳定，以及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不足，威玛共和却不能为德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在威玛共和的体制之下，酝酿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合法取得政权的机会。并且将德国和犹太人，甚至全世界，带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威玛共和因为内忧外患而长期动盪不安。它的内阁平均寿命很短，有时国会一年改选两三次，一年更换四五个首相。

对内，它无力处理经济危机，以及因而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对外，它处理国际压力，常常力不从心。

更因为是威玛共和政府，接受了举国痛恨的凡尔赛合约，所以造成人民对民主制度，和共和体制的怀疑。

由此可知，单靠宪法本身，而没有社会整体条件的支持，无法保证，也无法维繫民主体制的存续。

在德国战败，德皇仓卒退位的时候，德国虽然没有瓦解，却陷入长期的动盪不安。人民生活艰困，民族意识高涨。流窜在社会中的主流意见，都是非常激烈，而具有强大情绪力量的。

这些主流民意，主导了以后的发展。

德国长期以来都是强国，一旦战败，不但意外而且难以面对。

德国被迫签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合约，使人民痛恨战胜国。加上战后德国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内乱频仍。军方、政府，舆论和百姓，都一致将集体的挫败感，导向对外国的仇视。

当时德国舆论，一点都不想讨论战争为何发生，以及德国该不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这一类的问题。

德国舆论和人民热衷讨论的，是德国为什麽战败？以及为什麽失去帝国霸权的问题。

可见民族情绪高涨时，社会的集体情绪，是不容许自我反省的。

当社会集体意志，追求的只是战胜和霸权，以及民族自我骄傲感的满足时，冷静温和的力量，完全无法获得社会共鸣。

因为温和的自我反省，会伤害自我骄傲感，更使社会集体挫折感，没有发洩之处。

人民对政府绝望，认为政府没有能力阻止国际对德国的打压和羞辱。更认为共和政府，没有能力恢复德国的尊严，维繫日尔曼民族对欧洲的主宰力。

于是德国人民为了无法继续称霸欧洲，而怀抱着强烈的悲情意识。

（三） 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

当时正是共产主义初起，席捲欧洲各国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弊病及弱点，当时的人并没有机会理解。

因为自由主义的没落，使许多追求思想解放，或反对阶级制度，反对帝制的人，除了共产主义，并没有更好的思想出路。

因此，右翼民族主义和左翼共产主义，成为当时德国最主要的，也是对立最严重的两种意识形态。

德国一般知识份子和主流社会，害怕德国可能被共产主义赤化，因此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共和政府因为无能和软弱，不但无力对抗共产党，更会包庇共产党，使其坐大。

所以一般舆论，对激烈的民族主义政党，抱着同情和姑息的态度。还下意识希望，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如纳粹，可以压制共产主义。却对种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失去戒心。

凑巧的是，当时共和政府内，有几席内阁是犹太人。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也有犹太人。犹太人于是被戴上「共党同路人」的帽子，也激化了仇视犹太人的情绪。

因为德国人民无法接受败战的事实，所以军方不敢承认，败战是德军的过失，而不断找人背黑锅。

先说是败在对方人力物力的绝对优势，后来又说，是因为国内有人扯后腿。

而主要扯后腿的人，就是共产党和共和政府，以及犹太人。

军方这个「扯后腿」的宣传，加深了德国人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恐惧，也使德国人不再信任共和政府，使德国人以为，犹太人是败战的罪魁祸首。

从兴登堡元帅出席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时候，群众高喊：「兴登堡万岁！打倒犹太人政府！」就可想见当时的社会气氛。（注意：当时德国国会，已经可以组织真相调查委员会。）

希特勒对犹太人深刻的痛恨，和意欲绝灭犹太种族的暴行，直到今天，仍然令人无法理解。

但希特勒之所以建立仇视犹太人的论述，操纵对犹太人的仇视情绪。

最重要的原因，不但是他个人的偏见和认知，更是计算选举利益的结果。

因为他深知反犹太人，可以为他带来选票和运动能量。

他深知，仇恨犹太人，对他而言，是最快速，最有效，最廉价的掌权工具。

而仇视犹太人，之所以带给他巨大的选举利益，是因为仇视犹太人，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民意。

我始终相信，任何重要的社会情绪和社会运动，不会凭空而来，一定有它思想和能量的起源。也一定有其草根力量，才足以造成社会重大的变化。

仇视犹太人，是一个历史，宗教，和政治社会因素，长期纠缠之后的产物。

这也是为什麽，德国主要的基督教会，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仇视犹太人的行为。

德国，或者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隐隐敌意，由来已久，但并没有普遍或强烈的反犹太情绪。

 一直到中世纪以后，犹太人才开始被基督教会划清界线，变成是敌对关係。

基督教会对犹太人的指责，主要有两个原因：

（1） 因为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真神，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这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

（2） 认为是犹太人害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然他们忘了，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

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当时的基督教会却反而成为传播仇恨的机构。

十三世纪教宗会议规定：基督徒不得和犹太人通婚，或同住。犹太人不可以雇用基督徒作佣人。

 这样的规条，带有浓厚的防御性。

也就是说，希望基督徒和犹太人划清界线，以避免基督徒被犹太人污染。

但只要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犹太人仍然可以被基督教社会接纳。

但十六世纪开始，这样的态度开始激化。

马丁路德在他重要的反犹太着作「论犹太人及其谎言」中，认为犹太人无可救药，永远无法改信基督教。

在第二篇反犹着作中，他甚至说「犹太人是魔鬼的子孙」，要求烧掉犹太教堂和学校，没收犹太人存款，砸毁犹太人的房屋，禁止犹太人传教。

在佈道时，他大声疾呼，要求赶走犹太人。他并且把犹太人和猪，相提并论，暗喻犹太人和猪有亲属关係。

当我读到这样的记载时，震惊之馀，我终于可以稍明白，纳粹将犹太人「非人化」的根源，来自何处。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许多迫害和屠杀，为什麽可以心无愧疚。

因为教宗会议规定，犹太人不可以做任何基督徒从事的职业，所以犹太人被迫只能从事交易与贷款业，因为这是教会禁止基督徒做的行业。

此后欧洲社会，除了对犹太人有宗教偏见之外，更增加了职业偏见。

犹太人也从此身负「高利贷商人」，和「重利剥削」的负面形象。

十九世纪后期，因为犹太人逐渐摆脱基督教会的约制，开始有较大的自由，得以进入各种行业。

不论科学，音乐，新闻，政治，和一般商业，都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侧身其中，并且表现非常优秀突出。

这样的转变，却也同时激发了一股「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反对犹太人进入一般市民社会，反对犹太人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各种权利，反对被犹太人同化。

「反犹太主义」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歧异，而是反对犹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在我看来，其实比较像是害怕遭遇犹太人的竞争，害怕自身的地盘被抢。）

相信在美国居住过的华人，对这一点，有极度熟悉之感。

因为即使以美国的民主，多元与包容，其主流社会，对华人在各个领域中突出的表现，仍然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华和排华倾向。

十九世纪，帝国时期的德国，已经有强烈「反犹太主义」的出现。

当自由主义衰颓时，没有了自由主义的氛围支持，言论便导向激烈的民族主义。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反犹太主义」运动就开始蓬勃发展。

因为犹太人被视为自由化和现代化的表徵，更被视为威胁德国文化遗产，破坏传统社会结构的代表，所以「反犹太主义」被德国民族主义者，开始用来斗争犹太人。

十九世纪末开始，生物优生学，种族学说，达尔文学说等等的发展，更使「反犹太主义变成「种族的反犹太主义」。也就是说，从此认定，犹太人因为生物学上的缺陷，即使改信基督教，也永远不能变成真正的日耳曼人。

许多学者更纷纷为「种族的反犹太主义」，提供各种学术理论基础。这些学者，大多在着名大学任教，望重士林，并对学生和知识言论界，有极大的影响力。

几个例子：

（1）杜林

他是知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发表「犹太人对许多种族造成危害」的论述，为反犹太主义的理论奠定根基。

（2）傅立石

为了反犹太人，出版了如「犹太主义者问答手册」，「犹太人问题手册」之类的书，纳粹人公开说「犹太人问题手册」是他们的「精神工具」。

（3）雷兹

是种族学教授，不断论述要如何力保北欧种族纯洁，和各种优生措施。

（4）华格纳

他是至今仍然举世知名的音乐家，请看他怎麽说犹太人？

「犹太人是人类衰落的魔鬼形象。」

「犹太人是寄生动物。」

「犹太人最佳的解救，就是让他们灭亡」

吃惊吗？我必须承认，我受到极大的惊吓。

（5）张柏伦

他认为，为了维护亚利安人的种族纯淨和文化优势，与犹太人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对抗。

纳粹帮凶，甚至包括了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

最后，反犹太主义的结论是：「犹太民族是全体人类的灾难。」

于是，至此，所有德国发生的大小问题，不需证据，不论理由，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归咎给犹太人。

德国战败，是因为犹太人扯后腿，发国难财！

德国经济凋敝，是因为犹太人兴风作浪！

共和政府无能，是因为犹太人！共产党猖獗，是因为犹太人！社会道德低落，也是因为犹太人！

在他们眼中，犹太人已经被彻底妖魔化，非人化，所以犹太人被迫害时，无须对他们抱持同情！

这些人士的发言和论述，当其时为种族主义加温，增强纳粹声势。纳粹掌权后，又根据其理论，提出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几百项政策。

读到这些反犹太主义学者的论述，我只有一个感想：千万不要因为一个人是学者，博士，是专业人士，或是能创作出优美的音乐，就认定他会是充满人道主义，有完整人格的人！

就以为他的话值得聆听，他的行为值得尊敬。就以为他一定是对的。

真的！

德国主流社会对共产党的恐惧和疑虑，是造成另外一个集体仇视犹太人的原因。为什麽呢？其实这是因为一连串的贴标籤，和许多偶然造成的。

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人马克思，是犹太人。

原因之二，是因为当时德国共党的领导人中，有少数几个人是犹太人。然而这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团体和政党中，共产党是少数对犹太人友善，容许犹太人加入的团体。

原因之三，是因为当时的威玛共和政府，有少数内阁是犹太人。所以德国人认为政府对共产党的软弱，是因为犹太人。

于是，德国人对共产党可能赤化德国的恐惧，和反犹太主义，这两种强烈情绪相乘相加，更严重激化了对犹太人的仇视。

5 政治操作

因为社会中，犹太人企业家和政治领袖，多半主张履行凡尔赛合约，主张以和谈和谈判，代替对抗和冲突。所以舆论一般都把犹太人视为出卖德国利益，是卖国贼。

但儘管政府不时有意无意的，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犹太人。但犹太人在威玛共和中，还能取得外交部长的职位（虽然他因为主张国际谈判，被视为犹太卖国代表，因而被极右派暗杀死亡。）

可见犹太人当时虽然备受歧视和敌视，却仍有最起码的生存空间。

纳粹是德国最后走向灭绝犹太人，真正最重要的原因。

即使有前面种种历史文化因素，和政府的政治操作，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也对犹太人处处打击，但犹太人在德国的生存权，却仍然有挽回的馀地。

但是，因为纳粹仇视犹太人的整体论述和文宣，以及其后的掌权，甚至制定法律，屠杀犹太人，才造成犹太人最后悲惨的命运。

因为历史和文化因素，德国人民对权威的服从，远高于英美两国。对由上而下的「真理」，并不强烈排斥。

这一点，东亚许多国家，因为有类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都同样呈现了，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型。也就是虽然形式上具备了民主，但人民和社会机制，却无法很快的从帝国时，尊敬皇权的意识形态，转变成挑战威权，承认权力需要制衡的公民社会。

加上德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合约。

在国际上，德国处处遭到抵制和羞辱。人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飢饿问题严重，于是极左的共党也在国际风潮下，有立足之地。（虽然得票率不高）

希特勒掌权以前的几次国会选举，极右派渴望恢复帝制，极左派则想要建立共产政权，两者的选票，加起来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民，并不信任民主体制，而要求某种集权和强人政治。威玛共和政府，之所以还没有被推翻，仍然可以苟延残喘，只是因为这极左和极右两股势力，彼此生死缠斗，绝不妥协。

国家内忧外患不断，民不聊生。

对国际打压的仇恨，对政府无能的绝望，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塑造了德国当时的主流民意，和整体社会气氛。

面对所有难题，政府几乎无力解决。在绝望之馀，人民下意识的愿望，便是期待一个强人，以强权和魄力，解决德国所有的问题，让德国重新壮大，恢复德国往日的荣光。

这一切，都为纳粹和希特勒，提供了滋长壮大的土壤。

以上“战栗的未来”节录自黄智贤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