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代人的奇耻大辱

——如何评价1978年云南知青闹回城（续篇）

2016年，笔者曾经撰文《知青到底是怎样回城的？——如何评价1978年云南知青闹事》。在文中毫不隐晦地指出，集体下跪的行为“很可怜，也很可耻”。文中指出网上流毒甚广的一篇转发，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歪曲历史，把原本就事论事的报告文学，一再利用网上转发篡改标题，引起了对那段历史缺少了解或缺少思考的人很多的误解。

云南兵团知青闹回城，当然不会是知青回城的原因，只是兵团知青大规模回城的一个导火索。但众所周知，兵团知青在整个上山下乡知青中仅仅占大约20%的比例，更加人数众多的是插队知青。还曾经有过“回乡知识青年”的提法，但最终这部分人并不属于知青管理部门管理。尽管历史上最有名的邢燕子就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典型。

而云南兵团知青即便在兵团知青中，也并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云南兵团知青闹回城无端地吹嘘、抬高，糊弄着无知的下一代人。

在此，必须重复笔者一向坚持的观点：讨论知青问题一定要分模式、分阶段，否则永远无法自圆其说。

两大模式：体制内的就业模式，是有编制的国家正式职工，农场、兵团、干校，都属于这类；体制外的待业模式，也就是插队，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

插队模式分阶段的观点，笔者的其他文章中多有论述，不在本文中讨论。体制内的就业模式，应该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开始以后两个大阶段。

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最早开创的这一模式。“屯垦戍边”是国家的战略安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应此战略而来。日后发展和新建的一系列兵团，也都是以屯垦戍边为目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军事占领只能是暂时的，文化占领才是长久的。以这种方式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也是战略的重要部分。为此，国家每年斥资数亿甚至十几亿，填补这些建设兵团亏损的巨大窟窿，就是为建设钢铁边疆，换得屯垦戍边的成效。

在新疆，文革前阶段的这一举措取得了很大成功。有建设兵团打前站，随之很多内地人民移居新疆。笔者九十年代两次出差新疆，接触到的当地汉族人，基本都是五十年代移民新疆汉族人的后代。他们甚至自豪地说：疆独闹事闹不起来，不用内地支援，本地汉族人口比维吾尔族已经不差很多，收拾疆独没有问题。

可是其他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未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特别是文革开始后阶段，那些新建的、新改编的生产建设兵团。云南兵团知青的闹回城，甚至对经卓有成效的最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通过了政审，通过了体检，让笔者这类政治条件不合格的人羡慕不已的兵团战士，享受着体制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没有完成国家的重托。却偏偏仍旧意气风发，毫无愧疚，还把云南兵团知青闹回城抬得高高的，吹嘘成历史的功绩，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奇怪吗？

云南兵团知青最初的聚集，这篇《原因》中王心文用的是邓贤1992年《知青梦》中的事件，云南兵团的上海女知青因难产，加上医生玩忽职守，造成母子双亡的惨剧。要求严惩渎职医生是对的，给死者开追掉会也是应该的。但渎职医生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并非针对的知青。场部领导也并非专为虐待知青故意在卫生所安排一个医术医德全无的烂医生。借故聚集起来要求改进知青生活和医疗条件，可以理解，但母子不幸双亡的事故，没有理由完全归罪场部。

这个事件中有一个蹊跷，似乎被故意忽略：孩子的爸哪里去了？王心文把这段简化了，邓贤虽然在文章开始部分描写详细，但也没有在文章中直接面对。

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就让孤单无助的产妇自己去医院，难道那个不肯出面帮助的孩子爸就没有责任？可怜无辜的母子不幸双亡，难道就能把他放到一边？团卫生所的条件本来就是极其有限，难以强求的，不但没有专职的妇产科医生，连人手都不够，还要请个家属大嫂来帮忙。要是有一个负责的男人，一定不赞成在这个条件下生产，一定要坚持送条件更好、医护力量更多的场部医院。

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看到孩子的爸站出来承担责任。

王心文在文中还特地写到：“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如此提前的“性解放”，难道就是云南知青所谓的“管得严”？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因为产妇和不止一个人有过关系？但都是事后提上裤子一走了之，出了事谁都不认账，没有一个负责的真正男人。

耻辱啊！“渣”到这程度，敢做不敢当的人，日后做出卑躬屈膝的可耻行为，也算是不足为怪了。

云南兵团知青闹回城的最终成功，据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备战打越南。新疆阿克苏知青闹回城就不能成功，没有赶上类似形势。可以说，云南兵团闹回城直接干扰了对越反击战。

云南兵团知青卧轨请愿，阻挡了军列，直接影响了对越作战的部署。很多人还以此为荣，自夸使用了什么谋略，表现了什么宁死的决心。

我们从很多报道上看到，一些1978年本来应该复员的战士，听说要打仗，纷纷放弃复员，放弃回家，请缨上战场。与此鲜明对比的，是云南兵团知青集体下跪，请求回家。这难道还不是奇耻大辱？把知青的脸都丢光了！

国家处理闹事是有足够能力的，不要以为成功了就是什么功劳，就能体现什么决心，什么意志，就是让国家服软了。依笔者所见，国家眼看着在重金支持下，居然养活了些屈膝下跪的可怜虫，屯垦戍边的重任实在指望不上他们。大脸也丢了，大眼也现了，“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都走吧！

至于当时全国知青回城的情况，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最深的老三届集体插队，到了1978年十年过去，已经基本上被地方工商业发展所“消化”，占用本该属于当地农村青年的农转非指标离开了农村，仍留在农村的所剩无几。根本就不是在云南兵团闹回城的作用下回城。老三届以后“容当统筹解决”指示下插队的小知青，即便当时还在农村，也从来就没有“一辈子”“扎根”之类的口号，明明白白就是在农村待业，更不会在意云南兵团知青闹不闹回城。可以说，云南兵团知青闹回城，与数量占80%的插队知青回城毫无关系。

恰恰相反，正是插队知青的回城，才引发了云南兵团知青“还我知青”，要把实质上就业的兵团与实质待业的插队等同起来。还什么“99%的知青不知道”，真是不要脸的篡改！

在此必须指出：老三届的集体插队史无前例，也同样史无后例，和以往的、以后的上山下乡很不一样，实实在在地涉及到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农民不满意”。这才是真正使得上山下乡运动无法继续，必须终止的根本原因。占中国人口比例最多的农民，是决定中国走向的最基础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打天下，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老邓说的“花了三百个亿，买来三个不满意”中，“知青”和“知青家长”的两个“不满意”，自打有知青那天就是存在的。但众所周知，上山下乡运动非但不能因此停止，反而年年发展，岁岁扩大。

云南知青闹不闹回城，都和中国农民毛关系没有，和终结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农民不满意”毛关系没有。集体下跪，丑态百出，实在应该鄙视、应该指责、应该引以为耻。

“来来来，抬起头来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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