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得失与今天的中国

六四的本质是社会制度在适应生产力过程中产生的震荡，而造成的一场悲剧。它通过非理性的方式释放了张力，达到在下一阶段有限时间内的稳定。今天来看当初对立双方的行为都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暴力镇压就是邪恶，至少应承认任何国家面对社会动荡达到一定程度时，暴力都具有了必然性。而在当时，不得不承认是政府一直在努力与学生对话，试图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化解危机。这种努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拒绝沟通、拒绝协商与妥协所导致。在当时他们希望强行的、急剧的、根本的改变现行制度，推翻统治阶层，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冲动，必然会导致最终的暴力流血。他们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合理的、创造性的构想，他们想象中的社会制度可能只是照搬美国制度，甚至连如何照搬也还没有仔细思考过。更不用说，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理性的意识到中国传统体制可能并非一无是处，在未来中可能会具有的潜在价值。

然而，究竟是谁把学生推向了死亡的不归路？我认为表面上是这场学生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们。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必然不能依靠理性，而要煽动狂热的道德激情。而狂热的非理性的道德激情一旦煽起，就非发动者所能把握。所以，把学生推向了死亡的不归路说是学生这一运动的群体，是“群众”的道德激情。另外，中国历史上一直在有效的驯化臣民的殉情激情。为大义而死，为君王而死，为国家而死，为父而死，为夫而死。它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冲动，而是人为的有目的的驯化。目的就是驯化个体服从制度。这样的驯化的一个前提就是抑制社会成员的独立思考，抑制社会的异己的声音。异己的声音不同于不同的声音。中国历史上一向不乏不同的声音，但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反叛的精神，其本质就变成一样的了，都是关于如何维护现行的体制，而非对于体制的质疑与反思。这样，整个社会就失去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六四是一场灾难，但很可能是最小的代价。如果六四成功，对于中国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灾难。而且，很有可能更糟。这是一个不幸的观点。那么，如果说六四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我们的不幸在于哪里呢？我认为我们的不幸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至今仍然不能对于在这场灾难中的死者公开的祭奠，那些领导者没有忏悔也没有祭奠。这其实反映了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于构建一个真正幸福的社会可能才是根本的；其次，今天在大陆已经几乎找不到任何六四的痕迹。我们销毁了一段历史。我认为这是一种作恶；第三，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公开的、自由的对六四的悲剧进行理性的探讨。以至于今天几乎完全丧失社会的自由言论。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异端的声音，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执政党的自信心的逐渐强大，发展经济的热情始终不减，而体制改革的意愿渐渐消失。而在这些之中一个具体的糟糕的事例就是终身制的恢复。这些都为中国的未来带来潜在的威胁。

而且即便在今天这个人类的现代日趋文明的时代，全球化的开放的环境里，使得中国不至于走向灾难的重演，这样的生活，即便很有钱，很富豪，那也不是一种幸福的人生，甚至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更像一种被爱的牲畜，而非真正的人。

个体在历史中往往只是社会的一种工具，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损失也不会得到补偿。当年那些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如果当时他们是躲在家里，那么今天也会和我们一样好吃好玩享受这个时代的快乐，然而他们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亲人的痛苦有谁能补偿呢？同样，像邓稼先有那么大的才华，但用于研制大规模的杀人武器最终累死，这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吗？这有道德吗？而当年那些死去的学生往往都是最真诚最热血的青年人，邓稼先也是真诚的、热血的，那些学生成了无名的死鬼，邓稼先成了民族的英雄，但他们其实都是无奈的，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国家的牺牲品，都是国家对于个体的强制的悲剧。

这些今天想来真让人悲哀。当年那些青年人，人生很多的快乐还没有享受，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漂亮的衣服都没有穿过，就在一场运动中被子弹击中了。
 

立
201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