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昨天仙逝。她吃完早饭，便在沙发上睡着了。就这样祥和地去了。二哥唤来了120急救医师，但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一颗慈母的心不再跳动。

母亲带着九十个春秋远行了。

所有的慈母都伟大，但各人的慈母有不同的伟大。

先分享几件儿时的小事吧。

五六岁时练毛笔字，自然写得歪歪扭扭。母亲从身后走来，左手扶着我的肩，右手捏着我的手，写了一个“来”字。母亲也没说话，写完字就离开了，留下我呆呆的看着这个清秀挺拔的来字，心里便油然生出对母亲的无限崇敬，原来母亲的字写得这么漂亮。

后来就文革了。父亲被关押，房门贴上了交叉的封条，一时间无家可归。父亲早年工作过的乡村里的村民们听说了，便挑着担子，推着小车，把我们接过去，住在不是亲戚胜似亲戚的大姨大伯家里。大姨大伯把家里房子的一半给我们住，吃的蔬菜也是他们地里种的。那个年代的老百姓，心里有正气，知道善恶对错，相信父亲母亲是好人。尽管有戴着红袖章的拿着革委会介绍信的人来到乡村，警告乡亲们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但乡亲们并没有疏远我们。只是后来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急，乡亲们就只敢在半夜里在我们家门口放一袋红薯。

文革时乡下很穷，大家都是食不果腹。但母亲总会想出一些办法和大家一起度过难关。有一次母亲去中药店，听说晒干的半边莲和金钱草可以卖三毛钱一斤，便告诉我们去采挖半边莲和金钱草。如果你在江南乡下呆过，便知道山边地头到处是半边莲和金钱草，所以这些杂草便成了我们的经济来源。

记得那时侯村里的叔叔婶婶都知道母亲是有文化的土改干部，是能人，点子多，所以大家老看着我们家在干什么。看到我们采挖半边莲和金钱草，便要来问个究竟。母亲虽然知道寻找商机，却不知道保守商业机密，竟把半边莲和金钱草的价值原原本本和盘托出。于是全村倾巢出动，都去挖半边莲和金钱草了。

于是三毛钱一斤变成了三分钱一斤，最后完全不收了。

父亲很快于一九六八年在关押中含冤去世。生前写了很多检讨，说他不是走资派。他投身革命以来，只有三件东西是私人财产，而且都是解放前上中学时遗留下来的：一支派克钢笔，一个马蹄形磁铁，和一只“英雄”牌口琴。现在想来，父亲也是个书呆子，以为文革中的世界是个讲道理的世界。

再后来就到了1970年，不知道党中央哪个领导大发善心，出台了一项所谓“给出路”的政策，就是对地富反坏右，不再斩尽杀绝。我们一家被安置在一个农场。记得有一次在食堂看人打乒乓球，一不小心竟把人家的乒乓球给踩了。人家一叠声地喊着要赔。那时候一个乒乓球一毛六分钱一个，我身无分文，如何赔得起？几个大人来解劝半天我才得以离开。走出食堂，恰好碰到母亲走过来。母亲看到我两眼含泪，欲零还住的样子，便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问我出什么事了。待我把话说完，母亲轻轻地安慰我说，“别难过，妈会赔他一个新球的。”

现在的人也许不知道这句话的轻重。那时候母亲在农场养猪，早出晚归，忍气吞声，每月工资也只有十五元，算起来工作一个小时只有六分钱。母亲要在猪栏里辛劳三个小时才能赚到一个乒乓球。农场为了多养猪，就在红土山边挖一排山洞，把猪养在山洞里。每逢下雨，山洞便“屋漏无干处”。那母猪便将一点干草，搬到这里，又挪到那里，唯求一窝小猪能有一寸干地，可以栖身。母亲看到母猪小猪可怜，只急得哭。人再聪明也有无奈的时候。

那时候的猪食，是所谓的糖化饲料。就是把池塘里捞上来的水葫芦和水浮莲和菜园里割来的蔬菜一起切碎，一层层堆积在一个饲料发酵房里，每层之间放一些酵母和其他一些不知道是啥的粉末。发酵几天后温度便很高，饲料变得微甜，所以叫糖化饲料，可以直接取出来喂猪。这种方法省去许多能源消耗，养猪场连煮猪食的锅和炉子都不用了。随便到山边挖一排山洞就可以养猪。

取饲料的时候，因为饲料很热，所以饲料发酵房旁边通常有一把铲子，把饲料铲到筐里再拿到猪圈去喂猪。但那把铲子经常找不到，母亲有时急了就直接用手去扒那滚烫的饲料，所以母亲两手不但粗糙，而且皮肤常是破的。有时我也用手去扒，但母亲总拦着不让我。

农场里的职工，没有乡下的百姓那么淳朴。农场里有几位“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在平常职工眼中便如同是皇族一般。有一位养猪场的职工是其中一位国家干部的妻子，十分狂傲，人称为“半瓣猖”。每次母亲提出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建议， 这位“半瓣猖”便要用尖刻的语言抢白反驳。母亲不想和她争辩，每次都是忍气吞声，一笑了之。

母亲自己可以忍气吞声，但看到子女受气便坐立不安。我七五年中学毕业后也在农场参加劳动。人在社会底层极度自卑的时候，往往也极度自大，我当时便是如此。有人于是借机挑拨我和生产队长之间的关系，导致生产队长常给我小鞋穿。我当然不敢告诉母亲，怕她担忧，但母亲终于知道了，于是便想方设法帮我在农业局计量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农业局的人很好，有些叔叔伯伯还和我聊他们过去和我父亲的交情。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常在夜深时哭泣。几年后看到母亲为父亲平反所写的一叠叠的申诉材料，真是字字都是血泪。也不知道母亲那里会有时间写这么多诉状。或许都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写的吧。

现在的孩子，怎知道为父为母的艰辛。

农场的孩子从小便想办法赚钱以补贴家用，大家常常割草卖给农场里的一个奶牛场。一分钱一斤。称重的叔叔叫歪嘴叔叔，虽然他的嘴并不歪。究竟为什么叫歪嘴，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他每次总是用很和善的眼光看着我，称我的草时也总是把称陀往外推，把称杆压得低低的。

我慢慢便注意到别的孩子的草总是湿的。刚开始以为他们是在水边打的草，但后来发现他们是在水里浸了一下才挑来卖。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不对，虽然我和心里头的魔鬼争战了很久，但最终魔鬼还是赢了。

至今记得那一天，我挑着浸了水的草去了奶牛场。歪嘴叔叔称了我的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自觉惭愧，但惭愧很快消失，因为领的钱多了。

出了奶牛场，刚好看到母亲从养猪场回来。母亲看到我，很高兴地说，“早上看到歪嘴叔叔。他说你很乖。别的孩子都把草浸到水里，就你没有。你对的起你死去的爸爸，是一个争气的孩子。”

如果你不知道五雷轰顶的意思，那你现在就知道了。

人是很容易变坏的，因为魔鬼无处不在。如果你没有变得太坏，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你的母亲或者父亲是一位在暗中守护着你的天使。

十多年前回国探亲，母亲和我谈心说，”妈一生争强好胜。但前些时候参加了一次老同志座谈会，才发现还是男同志见多识广。妈几十年偏安一隅，现在真是坐井观天了。”

我听了良久无语，感触良多。想起我在自己的专业里十几二十年，岂不也是偏安一隅么？恐怕在学术界也早已是坐井观天而不自知。

母亲的警钟，总是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轻轻敲响，就像是及时雨悄悄潜入久旱的心田。

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是2019年夏天。母亲给我削了大梨子。我说梨子这么大，我们一人吃一半吧。母亲回答说，傻孩子，梨子是不能分吃的，因为分梨和分离谐音，不吉利的。我当然不想和母亲分离，于是就一个人把个大梨子吃了。

可还是和母亲分离了。二零一九年的分离，竟成永诀。但我心里知道，母亲想我，我也想她。母爱大如山，春晖无尽处。

谨以此献给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母亲的身世，可参看《永丰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