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是西南一个偏僻的省。与周围几个省（四川， 湖南， 云南， 广西）比较， 贵州最为贫困。 贵州山多， 土地贫瘠， 农业生产落后。 当时， 除了少数军工单位外，工业水平低下, 旅游事业尚未开发， 连最有名的茅台名酒， 也还未形成气候。 除了贵阳， 遵义两大城市以外， 没有高校， 且缺乏师资。 贵州省委当时做出决定， 要改观这种状态，从加强教育着手。

上世纪70年代初， 贵州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 希望能从基层抽调部分大学生， 以扩充， 加强高校师资队伍。 其时， 正值邓小平被打倒后初次出山， 主持国务院工作。 他批转了贵州省委的申请报告， 准予从基层上调500名大学生， 以加强， 扩充高校师资队伍。

上调工作很快在全省铺开， 每个县平均分配名额， 我县得到一个名额。 上调工作高度机密， 以防基层大学生鼓噪。当时还处于文革后期，成分论还主导着一切工作。 上调的大学生基本上是成分好， 背景好， 自身条件好（党员）， 所谓三好生。 上述文章提过多次， 我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一般情况下根本没有希望的。 然而， 因为我试制成功热藏胎盘组织液，用于贫下中农，得到基层群众好评。据说县委连夜开会，当时由卫生局局长提名，同时把我在山村艰苦的条件下制备热藏胎盘组织液的具体事迹报告县委，县委见有如实材料， 一致通过。清镇县卫生局，组织部联名推荐我上调贵阳医学院， 获地委批准，准予上调。 理由是虽然我出身不好， 但为贫下中农做了大量工作， 是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

那时还处于文革期间，县委干部朴实，正派，绝对没有贪污舞弊。 因此，也没有人为了要得到这样的机会，请客送礼。

第二天， 我接到县卫生局电话， 要我立即到卫生局报到。 我当天找到一部去清镇县的煤炭车， 带我直奔清镇县。 当天就到卫生局报到，卫生局局长亲自通知我立即去贵阳医学院报到。哈！ 天上掉下来的喜讯， 我连梦都没有做到。 在第一时间我赶快通知了我的“梅”， 我要她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佳音，共同分享我们事业上的喜讯。

县卫生局办事员给了我介绍信， 我直奔贵医报到。 贵阳医学院有组织部，组织部办事人员告诉我前期教师缺人， 尤其生化教研组缺人， 是否愿意去生化教研组。 那时，我已经昏头昏脑， 只要从贫瘠的山村来到贵阳， 而且还是医学院的教师， 什么教研组我都愿意。 这样我就很快的进了生化教研组。

后来， 我太太，“梅”， 也在县委组织部王部长的帮助下，就是那位“梅” 陪他去南京检查肺癌的部长，以避免夫妻长期分居为理由，调往贵医。她分在药理教研组。那时通讯不便，我把这喜讯写信告诉了双方的家庭， 大家欢欣鼓舞。其时， 我31 岁。

生化教研组当时只有四人， 一位主任， 女的， 一位高年讲师， 和两个中年助教。 主任非常干练， 单身, 还有两个孩子。后来才知道， 主任的丈夫原来也是生化组的讲师，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怀疑他是隐藏的特务， 受不了日日夜夜的审讯， 检查，结果跳楼自尽。 惨！

我和另一位来自北医的人调到生化教研组，当然我们得到全组的欢迎，职称定位助教。工资也涨了点， 好像是56元。由于住房紧张， 没有分到住房， 我和“梅”虽然那时已是夫妻，分开住在不同的男女宿舍。直到一年后，我们分到两个房间和隔壁人家共用一个厨房。

虽然，毕业于医学院， 我对临床不感兴趣， 十分讨厌值夜班，喜欢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我还是倾向于搞基础医学研究或者教学工作。7年的农村生活， 以把医学抛到脑后， 要从头学起。 上文已经说过， 60，70 年代，西方是一个科学信息爆炸时代， 许多学科有了长足进展， 尤其生命科学。 生化学科走在生命科学的前沿，其中尤以核酸序列的测定， 揭示了以前不知的生命现象。 这些新的知识我在学校中都没有学过， 对我来说十分新奇。 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 每天晚上苦读到深夜。“梅” 也一样， 只是方向不同， 我读生化， 她攻药理。

大学院校有食堂，伙食比农村要好多，可以支持强力的脑力劳动。 因此，我们自己没有开伙，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在学习上。 半年后， 我可以把一本2-3百页的生化教本背得滚瓜烂熟。 开课了， 走上讲台那一刻， 面对120个学生（大教室），我百感交集，从一个农村的赤脚医生， 背着药箱走村窜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学的教员， 顿时感到我的生命生华到一个新阶段。 我似乎有一种获得重生的感觉，我的脸上阳光了， 我的步伐轻快了，我的每个毛孔都洋溢着幸福感。

静下心来一想，这样的变化源于我在农村制备的热藏胎盘组织液，如果没有这一招， 我和“梅”还在五里桥荒芜的山村中过着赤脚医生的生活。

“梅”也一样， 小小的个儿， 要面对众多学生， 开始有点胆怯，后来老练多了。 她的讲课， 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

在大学里除了开课， 还必须做实验，做实验的目的是带好学生的实验课， 此外还有一些科研任务。

带实验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自己的知识面不够广， 不够深， 有时同学问的问题一时答不上来。 有一次， 一个从很远的郊县来的一位同学， 在试验可上问了我一个问题：“老师，氯化钠就是盐巴， 盐巴是咸的， 氯化钠以遇到水， 就离解为氯离子和钠离子。 请问老师， 究竟是氯离子咸还是钠离子咸？”我一楞，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书本上也没有提到过。几秒钟的思考， 我回答了他：“氯化钠的咸是它分子的性质而不是离子的性质， 比如盐酸，有氯离子， 但是不咸， 是酸的；碳酸氢钠俗称小苏打，溶于水中有钠离子， 也不咸啊！”当然， 有些问题我显然还是解答不上来， 只好如实告诉同学， 让我查一查书本， 下一次回答你。

有时教研组还会做一些简单的科研题目。 一个药厂新制备了一种新药，上市之前要有一系列数据， 包括毒性实验的数据， 半数致死量的数据。 我们组接受了测定半数致死量的数据。 我从来没有做过实验， 在前辈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 用几十只大白鼠， 分成几组， 每组以不同的剂量喂药， 大剂量的组， 有许多大白鼠中途死亡，小剂量组很少死亡，到一定时候处死， 然后摘除各种脏器， 做病理检查。虽然这个实验及其简单，我却饶有兴趣地做实验，为以后研究生的实验打好了基础。

76年，我教研组派我去南京医学院进修生化，77年，“梅”也得到进修机会， 到南医进修药理。接连而来的机会， 让我们在各自的知识领域， 步步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