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县（现在叫昌平区）位于北京城的西北边，距离市中心的天安门大约有近50公里的距离。

但凡想去北京游玩的人们，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去北京看什么？答案是：除了现代的鸟巢、水立方、歌剧院、央视电视塔之外，当然是去看跟明、清两代王朝历史有关的东西。果真如此，那么昌平就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景。

许多听说过明十三陵的人，并不一定知道它确切的地理位置。其实十三陵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境内，陵区四周围被青山环抱，中部是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是个不可多得的建陵寝的风水宝地。在明朝建朝的230多年间，那块地方一共兴建了13座帝王陵寝，故而被后人统称为十三陵。

虽然昌平境内有明朝的皇陵十三个，但是迄今为止，真正被挖掘的就只有定陵一个。为什么只挖了一个就不再挖了？这就要从下面的悲剧故事里寻找答案了。

1956年9月18日，北京往北46公里。这里是明代十三个皇陵之一的定陵。七个农民打扮的人站在这里。他们即将要干一件大事情：挖开皇帝的陵墓，进去探险。此前，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定陵的地宫入口。眼下，成败就在此一举。

在入口前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尴尬的沉默之后，他们最后抓阄决定了先上的两个人。在场的还有两个特别的伙伴：一条黄狗和一只大公鸡。那是他们在附近的村里买回来用于探试进陵墓的路的。

他们决定先放狗进去试一试。然而这条原本很温顺的黄狗在被拽到地宫门口后，除了一直冲着里面狂叫外，就是不肯进去。没办法，他们只好把鸡从洞口扔了进去。但是鸡马上扑棱着又飞了回来，似乎看到了什么神秘而可怕的东西。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不能怪他们胆子小，不敢直接下去。一年多前，他们刚决定要挖十三陵后不久，附近就发生了雷劈死人的事情。附近村民纷纷传言，这是皇帝在地下显灵了。又有传说，皇帝的墓里面到处都是机关，飞刀、暗箭、毒气，碰到就死不说，谁知道里面会不会有死不瞑目的殉葬宫女。而且，这里面埋的还不是一般的皇帝，是有名的万历皇帝。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他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整整在位48年。他10岁登基，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建这个陵墓，光选址就用了两年半。之后建陵，一建就建了6年多，花费白银800万两，相当于国库两年的全部收入。自从这座陵建成以后，万历就开启了整整20多年不上朝的传奇，他究竟都干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此刻站在地宫门前的几个人当然不知道：几十年后，会有一位学者在大洋彼岸写出大名鼎鼎的《万历十五年》，风靡中国。

眼下，这几个平均学历不超过初中，没什么文化、农民打扮、傍晚时分在皇陵地宫前打洞、用狗和鸡探路的人，任何人看到他们都会觉得这些人一定是盗墓贼，而且还是不怎么专业的盗墓贼。

然而，他们确是正儿八经的为国家办事的。

1948年8月，吴晗的《朱元璋传》初步定稿了。

吴晗是胡适的学生，从读书时就醉心明史研究。这本《朱元璋传》他从1943年在西南联大时就开始写了，这次是增补。

主席阅读了吴晗的这本《朱元璋传》，感触颇多，特地约见吴晗，深谈一夜。一年多以后，吴晗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次的见面：

“……主席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有知识分子的洁癖，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1954年4月，已是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又开始重写《朱元璋传》。后来他自己说，自己在这部书里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指桑骂槐，对这位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进行了过分的斥责。

《朱元璋传》的修订，前后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吴晗作为一个明史研究专家显然不仅满足于此，他大概想要找出更多实际的史料来证明自己。

机缘很快就来了。

1955年10月9日，是一个周日。一大批文化人和领导人到十三陵郊游。当时秋高气爽，一行人在长陵东侧野餐。身在这里，大家聊天的话题当然也离不开十三陵。明史是吴晗的领域，他自然说得最多。聊着聊着，吴晗突然当着大家的面对郭沫若说：“郭老，长陵（朱元璋儿子朱棣的墓）这么雄伟，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珍宝用来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挖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

郭沫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直接对吴晗说：那你就负责起草个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

两位文史专家都热情高涨。当天离开长陵之前，他们已经在商量写给总理的报告具体内容以及找谁署名等细节问题了。这个推进速度，很难说吴晗和郭沫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有此意。

10月15日，一封关于申请挖掘长陵的报告已经递了上去。报告最后的署名除了郭沫若和吴晗还有四位大咖：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科院历史专家范文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

这些人都是吴晗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联系的。

在他们的设想中，十三陵能够成为世界名胜，媲美金字塔。而且挖掘十三陵建立博物馆不仅可以填补明史研究物证的空白，更能让世人感受到什么是封建主义，为什么会被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挖清代皇陵更合适。但是当时末代皇帝溥仪尚在人世，就那样明目张胆的直接挖人家的祖坟明显不合适。

吴晗也遇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最强烈的是当时的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和实际主持考古所工作的副所长夏鼐。

夏鼐跟吴晗是清华的老同学，为这事还亲自去找过吴晗，劝他不要急于这项发掘。理由是：现在考古工作很忙，发掘长陵并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暂缓。

热情满满的吴晗和郭沫若毕竟还是学者，但是这两位却是实实在在主持考古工作的，清楚当时中国考古的现状。

当时的情况是，很多考古专家都去了台湾。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是1950年才成立的，真正的研究人员只有8个人。能做导师指导工作的只有四个人，其中就包括夏鼐自己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再加上技术员一共才14人。这基本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考古力量。

而当时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郑州、洛阳、西安这种城市，随便扩展一下城区搞个工地就可能发现文物和遗址。全国的考古人员过去支援这些地方，还不一定够。

整个50年代，这些人要一边全国跑着进行挖掘保护工作，一边为了应对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要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在这种情况下，长陵的发掘确实是既不紧急也不重要。而作为文物局长的郑振铎，对当时人们保护文物的薄弱意识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安徽等地就把大量的古书拿去回炉造纸，国家命令禁止也无济于事。甚至还有把明代的刻本书拿去做卷鞭炮纸的，理由是那种纸做出来的鞭炮格外响。

但是显然，老同学夏鼐和文物局长郑振铎都没能说动吴晗。

两周之后，周恩来批示：原则同意。

至此，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挖掘皇陵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

1956年，吴晗主导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开始为挖掘工作做一系列筹备工作。然而，缺乏专家、缺乏经验的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在一筹莫展之际，工作队甚至拿着介绍信到监狱里去找盗墓贼帮忙。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因为他们找到的那个盗墓贼一听说是来问挖定陵的，说话都结巴了：“我，我，我只盗过一个王爷墓，我，我就是个石匠，他们把我带下去……有个石头门，我就帮他们撬石头……”

最终他们发现，长陵挖掘难度太大，于是就转而决定先试掘定陵，也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

1956年5月17日，定陵发掘工作正式开工。

考古队成员带着行李和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工具住在附近的村子里。由于人手不够，他们还在附近村里雇了一批民工。

发掘皇陵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发掘，谁都没有经验，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地宫大门在哪里。所以考古队只能先挖一条探沟，长宽不定，从上面切开试着找。这就像是医生只知道病人肚子有病，但是确定不了具体症结在哪里，只能把肚子切开来找。

考古工作听起来高大上，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挖土。而且初期不确定下面情况时，挖土也要小心翼翼，用小铲子一点一点挖，进行得十分缓慢。

直到1957年的四月份，探沟已经挖到了长50米，宽3米的样子，并从左边切中了隧道。在2米深的地方，他们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五尺。

工作终于有了进展。队员们明白，他们离万历皇帝不远了。

出于对皇家和陵墓的双重敬畏，从定陵挖掘之初，附近村子就一直人心惶惶。8月底的某一天，附近三位村民到大殿中避雨。三人坐在地上说着话，突然一个雷劈下来，一位靠近柱子的村民当场死亡，另外两位受伤。这件事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皇帝显灵报应的说法传遍了附近村庄。

后来，工作人员在大殿里装上了避雷针。

9月，隧道内的土清理完毕，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事实证明，地宫里面即没有飞刀暗箭也没有毒气，只有长长的墓道和整块汉白玉制作的大门。

工作人员准备开启墓道

墓穴大门

进去之后，大家谁也不敢出声，一个跟着一个往里走。经过前殿、中殿和左右配殿之后，他们来到了主殿。棺床之上，三个硕大的朱红色棺椁阴森森地摆列着。三个棺椁都是楠木制作，平放着都有一人多高。

周围还有很多木箱，摆放杂乱，有些东西已经散落在外面，到处都是玉器、盔甲、宝剑、凤冠、金银器皿等，全都是皇室的宝贝。

历经了四百年风风雨雨，在清朝、民国、北洋、日本侵略等几个时期都被保护得很好的定陵，就这样被打开了。

挖掘四百年前的皇陵毫无疑问是大事，消息出来之后，立即引起全国甚至世界的关注。除了一直参与的吴晗和夏鼐，还有诸多国家领导和文化名人前来参观定陵。

当时地宫还未公开展览，能来参观是一种殊荣。而且只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才能前来采访，其它新闻单位一律拒绝。

外国人就更不行了。当年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看到外国记者拿着望远镜在定陵后面的山上往这边看。

冷清的定陵这么热闹了几个月之后，比挖掘更难的清理工作开始了。

没有恒温恒湿装置，没有科学复原设备，考古队就这么徒手上阵了，整个地宫内最先进的现代设备就是一台由于发电照明的小型发电机。

最先清理的是孝靖皇后的棺椁，因为她最后进入定陵，中间经过一次迁移，棺木损毁得最严重。

开棺之后，工作人员最先看到的是一床鹅黄色的织锦，上面绣着清晰的“寿”字和经文，颜色清晰可见。下面盖着黄缎夹被，旁边是成匹的织锦，卷成卷，两边用红线捆着，还有白棉纸的字条，上面写着：臣XXX敬上。这些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当时看得清清楚楚。织锦有些虽然腐烂了，但是颜色还很鲜艳。可惜只保持了一会儿，风一吹就不行了。当时的设备简陋到工作人员连橡胶手套都没有，徒手直接跟这些随葬品接触。

三具棺椁旁白的箱子里除了金银珠宝，还有木俑，即木头雕刻成的人形，代替真人陪葬。

木头的材质比金银更不易保存。当时西方国家的处理方式一般是放在零下200℃的温度中脱水，然后放在玻璃箱中保存。但是当时的定陵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采用土方法，把蜡放到锅中熔化，再把木俑放进去进行“蜡炸”，但是依然没能阻止变形。

万历的棺椁最为完好。由于太大，打开之后，工作人员即使在旁边放上凳子也无法进行操作。无奈之下，他们在周围搭起木架，上面放上木板，人趴在上面探身进去清理。还够不到的，就用凳子托着，把人吊进棺材里。从万历梓宫里清理出来的随葬品无疑是最丰富的。除了成捆的织锦，还有龙袍、金锭和金冠。

经过近10个月的时间，1956年7月底，定陵地宫基本清理完毕。9月，新华社向世界正式播报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随后，万历地宫的殉葬品在故宫神武门向社会展出，郭沫若、吴晗等人参加了剪彩仪式。同时，定陵自己的博物馆也在加紧筹备，对殉葬品进行修补、保护和复制。

在修复工作中，有两样工作最为重要：万历帝后的尸骨复原和大量织锦的处理保护。

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主任格拉西莫夫当时正在中国，听说以后主动找上门请求参与尸骨修复。在这之前，这位专家已经帮北京博物馆修复制出了古人类头骨模型。但是因为政治原因，他这回被拒绝了。最后，负责复原三具尸骨的是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由于受到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另外两位雕塑的老师觉得万历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所以他们修复出来的万历帝后是戴着瓜皮金丝帽，左腿长，右腿短，手握皮鞭的样子。两个皇后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面目凶恶。就是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和地主婆的样子。

对于织锦的处理，采取的是用软化剂之后装裱。但是软化剂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是，当时负责装裱的工作人员没有专业知识。

沈从文当时已经被迫离开了文学创作，改行研究古代服饰。他特意来看，发现装裱起来的织锦都是反的。于是他就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不认识他，还不懂装懂：丝织品不都要看反面么？

沈从文生气地说：织品更要看正面，如果看反面结构留下一两厘米就行了，这整匹都是反的，分明就是装裱的错误！

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郑振铎和夏鼐就知道了织品损坏的消息，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更严重的是，受定陵挖掘的刺激，各地都跃跃欲试，准备挖掘皇陵。

二人心急如焚，上书表示此风不能长。万幸，周恩来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制止了这股挖掘皇陵之风。但是围绕定陵开发而衍生出来的更大的悲剧却已经开始。

1956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宣布成立的当天。办公室主任指示一位参加了发掘的民工把原始的，曾经装有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金丝楠木的棺材扔出去。理由是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就没用了。况且地宫里要认真打扫一下卫生，准备接待领导。

得到指示的民工一脸迷惑：扔了？怎么扔？往哪扔？

主任坚持着：对。扔了。听我的，劈开扔了。

于是老实巴交的民工真的对着棺材劈了几下，然后又觉得这事儿不能干。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快三年是为什么？不就是要把万历的棺椁找到用于研究么。现在找到了，却又要把它扔了。他想不通，也舍不得，于是停止了领导让他劈棺材的工作转身走了。

主任于是招呼来几个警卫，把沉甸甸的三口棺木从高墙上扔下了墙外的山坡。

几十年以后，这位主任面对采访时说：

当年我是请示了领导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怎么敢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位主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下的这道扔棺材的命令，居然夺走了七条鲜活的生命。

话说那三口棺材被顺着高墙扔下山之后，被附近的村民发现后一抢而空。

有一对老夫妻，说要用这么好的木料给自己打两口棺材。结果，第一口打好之后，老妇人突然就去世了；第二口打好之后，老爷子也很快去世了。棺材真的派上了用场。

捡到棺椁木料最多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当时他们正在山坡上，看到这么好的金丝楠木，立刻就找人拉了回去，之后就做成了一个大柜子摆在家里。

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夫妻二人收工回家，到处找不见孩子们。后来在那个柜子旁边看到了四双鞋。打开柜子一看，四个孩子都已经死去了。公安经过调查鉴定，得出了结论，孩子们系缺氧而亡。四个孩子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

有人推测，几个孩子可能是钻进柜子里去玩，打闹之间盖子突然落了下去，外面的挂钩合上了，里面无论怎么挣扎都打不开也出不去，金丝楠木的密闭性太好了。后来夫妻俩在短短几年内又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但是唯一的男孩在高中毕业后的某个夜晚，再次趴在那个柜子上神秘死去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

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们翻山越岭闯进定陵，把博物馆馆长等人关进仓库，大声逼问：老东西，把钥匙交出来！我们要去地下宫殿斗地主头子！

最后，没有得到钥匙的年轻人们还是砸开了地宫的大门。宝座、复制的棺椁，地上摆放的箱子、长明灯，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暴力。

在把这些文物统统砸烂毁坏之后，年轻人们离开了定陵。但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受到了启发，立刻也开始行动起来。

最熟悉的人破坏起来总是更能找到关键。

昔日定陵博物馆的女讲解员W带着人把馆长等走资派统统关起来，对定陵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

男青年S率先冲锋，爬上四十多米高的梯子把牌匾上的定陵两个字用油漆涂了。之后还不满意，又想上去用浆糊贴上毛主席的画像，结果爬到一半他就摔了下来。

1966年8月24日下午，W领导的革命进行到了高潮。

万历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她还请了长陵管理处、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众多单位的人前来声援。先是扔石块，然后是扔火把，一把火就把保存了几百年的叁具帝、后尸骨给烧成了灰。

晚年同样后悔自己无知和狂妄的还有一代大师吴晗。

在万历的尸骨被烧毁之前，当初力主挖掘定陵的吴晗就已经开始被批斗了，之后更是在1968年3月被捕入狱。

在那之前他遇到过老同学夏鼐，谈起定陵，吴晗终于表示了他的悔恨，满是悲伤地道出了作为一个学者的遗憾：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吴晗此时终于明白，当初郑振铎和夏鼐的坚持是对的，定陵不该挖。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了。1969年10月，一代大师死于狱中。

1982年，《文物保护法》正式出台。对考古发掘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要经过层层审批，慎重再慎重。

198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再次明文规定：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所以，定陵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发掘的皇帝陵墓。

定陵的挖掘，毁坏了极为珍贵的许多丝织品，包括一些龙袍，凤衣，锦被。

定陵的挖掘，毁坏了三口极具保留价值的金丝楠木的棺材。

定陵的挖掘，彻底把万历及其两位皇后保存了几百年的遗体化为了灰烬。如果保存至今，人们对一些有关万历是否吸食鸦片的推测就完全有可能通过现代化的检测手段进行分析了。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有时候，人祸比大自然的侵蚀要残酷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