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关愚谦文革高潮时逃离中国的惊险历程
文章来源: 小百脸2020-07-04 04:47:35

ZT:关愚谦文革高潮时逃离中国的惊险历程     

关愚谦,原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对外联络的相关工作。1968年2月逃离中国。其过程非常惊险、精彩。下面文章ZT自其自传《浪迹天涯》。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我浑身又紧张起来,我已隐隐约约感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将开始。而这次运动声势浩大,一开始就比以往都猛烈。你可要小心啊!我的心在颤抖。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当时也陪同常住外宾在城楼上观看。这一经历间接地改变了我的沉默状态。

8月19日,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砸  "四旧",见旧物就砸,见长发就剪,见  "地富反坏右"就打。美其名曰“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成社会一片混乱。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好得很!》一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我的思想出现了第一次混乱。 

8月24日,传来中国著名哲学家李达被打死、著名文学家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我开始对  "文革"产生怀疑。 

9月11日,《人民日报》:"学生起来闹革命,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我们单位也组织了革命造反派,批判单位的党领导。我也开始写大字报。  

     1967年1月1日,中央领导层出现文革悲观派,认为文革搞得太过头了。《人民日报》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月3日,上海造反派掀起  "一月风暴",夺权运动蠢蠢欲动。 

11月16日,北京中央文革给上海革命造反派发贺电。全国开始掀起一片红卫兵夺权高潮。我工作的单位也开始酝酿响应。 

1968 年,早春二月,妻子美珍怀疑我移情别恋,状告到我单位造反派,于是出现了  "打倒关愚谦,实现大联合"的大字标语。

 

 一本蓝色日本护照

"铃 铃 " 中 国 人 民 保 卫 世 界 和 平 大 会 委 员 会,人 们 简 称"和大"的机关里,午饭的铃声响了。同事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奔向食堂。一向有说有笑、敲着饭碗进入食堂的我,却依然伏在办公桌上,头深深埋在臂弯里。愤怒、惶惑、羞辱、绝望交织在一起,填满了我的胸膛。 

"和大"这个令人羡慕的机关就坐落在王府井北面台基厂九号的神秘大院里。紧靠马路高高矗立的大院铁门威武无比,过路的人经过这里一般都不敢太靠前,好奇的人顶多走到马路对面看个究竟。再加上两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进进出出都是黑色的高级轿车,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还了得。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进进出出这里的人,总有些名堂吧。 

这和平委员会的大院深不可测,除了早晚下班外,平时很少有人走出走进,更予人一种神秘感。这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这个单位里面的景观确实与众不同。深深的大院,只有几座矮楼掩映在绿树丛中,院中两块奢侈的大草坪,把这个大院衬托得更加幽静秀丽,极像西方电影里的深庭大院。 

我的办公室就在一座极为庄严、由红砖砌成的二层洋楼上,它原是北洋军阀时期意大利公使办公的地方。该楼虽然年久失修,但极其宽敞、高大,地板上铺着有百年历史的地毯,厕所里还供应热水,这是一般单位无法相比的。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两个造反派小将———小林和小阮———特地跑来气势汹汹地通知我: "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你不要参加,你的问题严重,在办公室里好好写交代。"我是个老 "运动员"了,这个还不懂得?没有资格参加会议,这叫做  "背靠背斗争",先由大家整理出批斗你的材料,然后再面对面地批判你。 "反右"时,我已经亲身经历过。 

星期五下午并不是惯常的政治学习时间。可是全机关的人都集中在后楼的大会议室里开大会去了,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千上百次的批斗?再次发配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青海,我的心立刻揪起来。不!这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去青海。我们家落到这个地步,不就是因为去青海造成的吗?

想到死,我立即无所畏惧起来,那就动手吧!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是预备临时有接待外宾任务时刮胡子用的。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人们啊,当你们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关愚谦,你们应当明白,你们冤枉了一个好人;美珍啊,你不仅永远失去了你的丈夫,而且将为此内疚终身。只可怜我的母亲和儿子,无端地失去亲人。 

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那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用的。也许我的对手们疏忽了,不然他们早该收走这些护照。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护照的主人叫西园寺一晃,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我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然有些像我,真奇怪,以前怎么没发现。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突然,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赶快把抽屉关上,我太了解自己了。过去干过多少蠢事,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冲动,异想天开,现在,是不是脑子里又想损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两手抱着沉重的头趴在桌子上,脑内好像有无数根刺,扎得我奇痛无比。我恍恍惚惚地晕过去,忽然间,好像听见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话:"愚谦!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 

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声音渐渐远去,我清醒过来,打了一个寒战。好可怕,但这是多么慈祥的声音啊!他是谁?新中国成立前,我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莫不是上帝显灵,要挽救我这个迷途的羔羊? 

一瞬间我闪过一个念头:他说得对,我为什么要选择死,而不选择"走"这条路?于是我又拉开抽屉,眼前这个现成的日本护照,难道不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吗? 

然而,几乎是同时,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又赶忙关上抽屉,浑身颤抖起来。我推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想让寒风把自己吹得清醒一点儿。这时,耳边又似乎响起一阵阵  "打倒关愚谦!"的狂呼。我猛地缩回头,把窗户死死地关上。 

我再次打开抽屉,像拿一个烫手山芋似的,再次取出那本蓝色护照,把护照第一页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像我。 

"冒死一试吧,关愚谦!你反正已经选定了死的一条路。"我对自己说。如果被发现了,就跑,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你,比起自杀,不是更勇敢和痛快些吗?侥幸逃出去,不就实现了你中学时的梦想吗?"不自由,毋宁死",你和你的青春偶像露西曾经一起背诵过,当年你是那么的崇拜美国。小时候,翻看父亲从巴黎、柏林和纽约带回来的明信片,曾给你多大的冲击啊!还有你在教会学校读过的世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你曾与他们神游。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让你神往。你还年轻,也许你还真能闯出去呢!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一般单位是六点下班,就是说,我必须在不到三个小时里,完成正常情况下至少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手续。我抄起了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喂,是小航吗?我是小关。"我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是我,有什么事?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不办公!你老兄不会找我订票吧?" 

"你说对了,小航,就是订票的事。"我有些急切地说, "日本常住外宾要出国,十万火急。" 

"老兄,你不是不知道这一阵搞运动,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明天上午再说吧。"小航说着就要挂电话。 

"不行!小航,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一提到西园寺公一,几乎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知道,他是常住中国的外宾,被周恩来称作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他是周恩来总理的老朋友,也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日本人称他为  "红色贵族"。小航一听西公大名,二话不说,就问: 

"什么时候走?他要去哪啊?" 

"明天就走,经开罗转机到巴黎。"我说。 

"什么?明天?还是国际航班!小关,你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是真的。明天必须走,人家是急事,领导要求马上就办。如果耽误了,我们吃不了可得兜着走。"我急忙对小航解释说。 

"好吧。真凑巧,明天好像是有一班国际班机,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从上海飞卡拉奇。我这就给上海挂加急电报,看能不能订上,我可不敢保证。加急电报费可得由你们出啊。" 

"太好了,小航,谢谢你啦!我就在办公室等你的消息。" 

挂上电话,我的心脏敲打得更激烈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刚才我竟能那么镇定。 

我感觉到全身发凉。这一个电话打出去,等于穿上了红魔鞋,只能一刻不停地跳下去了。可是,即使有了机票,还有很多手续要办呢!我得去公安局外国人员出入境管理处在护照上盖出境许可章,还得到会计科开支票。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那可是想立即求死也不可能了。 

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甚至祈祷:上帝啊,救救我吧,别让小航订上那张飞机票吧!我两眼盯着桌上那部黄色电话机,像在等待最后的审判。 

"叮铃铃"电话铃响起,我被吓得一颤。希望不是小航,如果是,那最好告诉我没有订上那张飞机票。 

"小关,算你运气,票我给你订上啦。明天的,从上海到卡拉奇,OK!从卡 拉 奇 经 开 罗 到 巴 黎 那 段 需 要 再 确 认。" 小 航 在 电 话 里 高 兴地说。 

我脑袋  "嗡"地一下。我使劲敲打了一下额头,镇定下来,然后问:"几点起飞?"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先飞上海,在那里等一个小时,再转巴基斯坦的飞机飞往卡拉奇。" 

"什么,还要在上海等一个小时?没有直接接上的吗?"我急不可耐地问。 

"你说什么?给你包一个专机得啦!"小航有些不高兴了。 

"好,好,小航,谢谢你啦!我马上通知外宾。如果外宾临时决定不走了,那怎么办?"我试探地问。 

"什么怎么办?这你还不知道?退票手续费是票价的一半。"小航真的生气了。 

"我什么时候取票?"我忙问。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我六点以后去取。"我说。 

"六点我已经下班了,你就找这里值班的人取吧,别忘了带支票。" 

我两腿已经软了,瘫坐在椅子上。 

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里面剩的冷茶,我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拿出笔和纸,就像平时接待外宾做工作计划那样,一项一项写下了要办的事: 

1. 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 到财务科领支票  (希望王科长不在办公室); 

3. 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 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 准备简单的行装。 

写完以上事项后,我把纸条折好揣到裤子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护照,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内衣口袋里,骑车飞快地冲出  "和大"大院。 

"同志,今天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公安局大门口的警卫伸出手挡住我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  '和大'的小关,我有急事,外宾明天要出国。"我没有下车,只用一只脚支在地上对警卫说。 

"可是办公室没人,都去开会了,你也办不了事啊。"警卫说。 

"我去碰碰运气吧。"没等警卫允许,我就骑上车,直朝里面冲去。 

这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我迅速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果真不见一个人影。我直奔那间平时常去的办公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出境,都必须在那里盖章,否则海关不会放行。透过门玻璃往里看,确实没人。我使劲推了推门,门锁着。用手遮住额头往里一看,那枚红色的出境许可章,静静躺在桌子上。我又四下看看,仍然没有人。 

怎么办呢?破门而入太危险,况且我又没有  "作案"工具。情急之中,我掏出身上的钥匙串,一个一个往钥匙孔里试,就在我试到最后一个钥匙时,背后响起了脚步声。 

"是谁 呀?" 这 一 声 喊, 把 我 浑 身 都 吓 软 了。 我 一 转 身, 背 靠 在门上。 

"是你?小关,在这里鬼鬼祟祟地干什么?"来人正是专门负责盖章的外事警老王。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警服,衣领上的领章看上去却像是新的。怪了,平时没觉得他这么威武呀。 

"老王,是您呀!太好了!我正到处找您呢。真急死我了。西园寺的公子明天要出境,我来给他办出境手续来了。"我尽量不露怯。 

"下午不办公,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想破门而入啊?" 

"老王,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哪敢啊?我当然知道下午不办公,可是头儿让我来办,我也没办法,这是急事呀!明天一早他就得走,我哪敢耽误了他呀?"我边说边偷偷地把手里的钥匙串放进裤子口袋里。 

"急事?如果我不回来呢?"老王这时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那我就只好在这死等您啦!等到太阳落下山,等到月亮爬上墙头,等到海枯石烂,等到地老天荒,我也得等啊。"我故作轻松地开玩笑。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臭词儿就是多。今天算你运气,我正好回来取一个文件,就遇到了你这个倒霉鬼儿。"老王被我逗乐了。 

老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那串钥匙是用一根绿色的细绳儿拴在他的裤袢儿上。我跟在他的后边,进了那间办公室,趁机用手擦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冷汗。 

我拿出那本蓝色护照递给老王,他翻开护照,拿起桌子上那枚红色出境章,刚要往上盖章的手突然停留在半空中。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坏了!莫不是这个老警察看出了什么破绽? 

"表呢?"老王把图章放回到桌子上,问道。 

我想起来了,每次来给外宾办出境手续都得事先填一张固定格式的申请表,我办公桌抽屉里就有。可竟然因为太紧张忘了填,这下糟了,怎么办?回去再拿,时间紧迫,老王也不会等我。 

"哎呀!糟糕,我来的太急,忘给您带来了,明天我就给您送来。"我一拍自己的脑门说。 

"忘了?"老王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并扬起头,开始打量着我。 

他也许在想,小关这个人,办事一向仔细认真,从没出过丢三落四的事情,今天怎么啦? 

"今天我们也是开会学习的日子,下午西园寺才打电话来,太紧急了。明天一早我就把表送来。"解释完之后,我又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听说,广东省省长陶铸被抓起来了。" 

"什么?听谁说的?是真的吗?"老王忙问道。 

"今天早晨在我们院子里听说的。"我说。 

"现在社会真是太乱了,谁也说不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陶铸,那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老革命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坏人呢?要这么看,咱们中国的好人确实不多了。"老王感叹道。 

"不过,老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岔开他的话问道, "现在几点了?" 

"噢!四点多了,我得赶紧回去开会。"老王站了起来。 

"那我的章呢?"我趁机赶紧问。 

老王拿起那枚图章,在那本蓝色的护照上"啪"的一下,然后递给我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我揣起那本蓝色护照,向老王敬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礼,就快步走出那间办公室,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了 "和大"的院子。一路上,我的脚底板几次从脚蹬子上踏空。我哪来那么大的胆量,我这不是在玩命吗?我在青海跟一群饿狼玩过命,跟山里的熊瞎子玩过命。可今天,我是在跟公安局玩命!但我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我,有一只无形的手推搡着我。理智已被控制,我正做着一件疯狂的事。 

回到办公室,仍然没有人,看来机关的大会还没开完。我看了一下手表,五点了。我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备忘的那张纸,在第一项上重重地打了一个钩。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不知谁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闯过了第一关,其他的关就容易过了。 

但愿如此啊! 

就在这时,走廊有了动静。大会散了,同事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他们一看到我,都像商量好了似的,不与我说一句话,各自低头整理自己的抽屉,等 待 下 班。不 理 我 也 罢,多 说 一 句 话, 说 不 定 我 会 露 出破绽。 

我又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还剩五分钟就要下班。我悄悄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快步走到底楼会计科后面的男厕所里,我观察了一下,看见财务科里只有老许一个人,正在那里锁抽屉准备下班呢。我两步越过宽宽的走廊,跨进会计科。 

"小关,有事吗?"老许是一个很老实的老好人,不太爱说话。他专门管财务,负责处理支票。 

"老许,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出国,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我去取,请你开张空头支票给我。"我说。 

"秘书长知道吗?"老许问。 

"那还用说!他不批准,谁会给出票。"我故作轻松地说。 

老许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向六点。他很快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支票本。 

就在这个关口,财务科的王科长走了进来。 

这下糟了!我的心骤然一紧。这个王科长,就是我在那张备忘纸条上写着  "希望他不在"的人。在运动之前,我们本来是关系不错的同事,但自单位里出现两派后,我们成了对立面,他还是对立派里的活跃分子,最近正在到处抓我的把柄呢。他只要公事公办,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 

没想到他一见我在那里,就鬼使神差般地扭头走出去了。 

我暗暗吸一口凉气。他走出去之后,老许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很快在支票上签了字,并在左上角上画了两杠,表示这张支票只是转账空头支票,不能挪用。 

"谢谢,谢谢!"我真心地感激他。 

回到办公室,同事都走光了。我慢慢打开抽屉,仔细检查一下,是否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带走或毁掉,尤其是朋友的私人信件,我不能留下任何牵连到他人的蛛丝马迹。最后一次轻轻地锁上那张我已经用得很习惯的书桌抽屉,不管出逃成功与否,我不会再坐到这张桌子旁边了。 

我突然想起还应该去趟储蓄所,按常规这个时候早就关门了,我想碰碰运气。如果发生奇迹,倒是个好兆头,我开始迷信起来。奇怪的是,储蓄所还真开着门。那几天银行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这难道也是天意? 

我从存折里取出两百元,以备急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我正要将这厚厚的一沓十元钱放进外套的内兜里,迎面竟碰到了我的老科长岳军。他平日说话很慢,是一个为人厚道、正直、坚持正义、是非分明的人。 

老科长什么也没问,只是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他拍拍我的肩膀,那神情好像在说,小关,别泄气,坚持住,风暴很快会过去。我不能再直视他的眼睛,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我顺利拿到了写着西园寺一晃名字的机票。 

 

生离死别
                               
早春二月的北京,依然寒风凛冽。我顶着强烈的西北风,骑车向家赶。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我的肌体在高度紧张下运转,不觉得累。而现在,我一下子陷入异常的空虚和迷茫中,浑身轻飘飘的。事情干到这一步,我已经把自己抛上了贼船,绑上了风车,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没有退路。身后是什么,我一清二楚;前面是什么,我却不知道。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下了心,哪怕赴汤蹈火,只能往前走。 

当我骑到家门口,看见家里那扇窗户的灯光时,精神霎时崩溃了。我一下子瘫坐在黑暗之中。那扇窗子里,有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两个人啊!我年迈的母亲和我的年幼儿子!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只有他们和我相依为命。 

我怎么能狠心抛下他们,自己远走高飞呢? 

我太爱我的母亲了,她在我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母亲把爱全部都贡献给了别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父亲常年在外革命,母亲在家守活寡,拉扯我们三个孩子长大。好不容易等到上海解放,全家能团聚了,父亲却已在外边有了一个  "解放夫人"。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她刚刚开始还算平安的晚年,开始享受一点点天伦之乐,我竟做出如此伤害她、甚至会置她于死地的事情来,我罪该万死啊!我唯一的儿子小新,我的亲生骨肉,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我这个父亲啊!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晚上都站在阳台上,跷起小脚,向我回家的路张望,盼着我能早点儿回家。每次我和美珍吵架的时候,他就躲在门后,那张小脸上挂满惊恐和委屈的泪水。还有美珍,尽管我们有那么多恩恩怨怨,但 

此刻,我对她满心只有歉疚和悔恨。美珍,你的命运也许还不如母亲,她老人家名义上还有一个革命的丈夫,而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屈辱啊! 

愚谦啊,愚谦!你不能、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么一逃走,就是  "叛国"行为,母亲、妻儿、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会被株连的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任凭它顺着脸流淌到胸前。突然我的胸口憋闷得要死,全身痉挛起来,我感觉到要窒息了。我仰头朝天,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被冷风一灌,我似乎缓过来了一些。泪水被寒风一吹,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儿,那冰碴儿像小刀子一样刺着我的脸,使我清醒了一些。 

一切都晚了。从偷用了那本蓝色的护照开始,罪就已经犯下了。即使就此打住,不再继续往下走,也会被以"叛国"的罪名投入监狱。那时,所有的侮辱、鄙夷、谩骂、愤怒、奚落、幸灾乐祸都会对准我,对准我的家庭。我将会被处死,到那时,谁来保护我的老母和妻儿?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不能再往下想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咬牙往火坑里跳。我强迫自己站了起来,用手抹掉脸上的冰碴儿,迈着艰难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暗的灯光下,母亲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她在等我。 

"愚谦,怎么回来这么晚?"她担心地问,她知道我在单位里受批判的事,在为我担惊受怕,焦虑不安。 

"娘!单位临时有点事。" 

"愚谦,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精疲力竭的样子、脸上和胸前的残余泪水,都躲不过母亲的眼睛。 

我紧紧地拥抱着母亲,亲吻着她那消瘦的带有皱纹的脸庞:  "娘,没什么,只是心里有点儿事,你放心吧。" 

"愚谦,心里有事,别憋着,跟娘说一说,说出来就会好受些。"母亲用她的手暖着我的手。 

"怎么?回家来,也不进屋打个招呼!"美珍满脸的不快,从另外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母亲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将我往美珍那边推。 

"美珍,你高兴了,火已经烧到我身上了。他们这回要老账新账一块儿算,今天已经开了背靠背斗争我的大会,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抄家了。" 

"真的吗?那可怎么办?"美珍慌张起来。 

"明天一早,你带着小新到你姐姐家躲一躲。"我说, "娘也到敏谦姐家住上几天。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回家来,等事儿过了再说。" 

"那你在家里怎么办呢?"美珍似乎有点儿后悔地小声嘟囔道。 

"我整理整理我的书籍和家里的信件。该烧的烧,免得被他们抄去当证据,借题发挥。"我说。 

"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借题发挥的?不!我不走!明天他们来,我会和他们讲理的。好好的一个家,不能就这样完了。"母亲火了,我这一生很少见她发那么大火。她那单薄的身子开始瑟瑟发抖。我心里顿时一揪,伸出一只胳膊,紧紧地搂着她说: 

"娘!明天他们来找我,主要是先和我私下谈谈,交待一下政策,您在家不合适。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的,谈不通再说,您不用太着急。就这样,不讨论了。娘,你们都早点儿睡吧!我还得翻翻家里的东西,看看有什么该烧的。" 

"我来帮你烧!"母亲坚决地说。 

"我也来!"美珍也不加思虑地说。谁都知道, "文革"期间,谁要是在家烧东西,给查出来那是要罪加一等的,那说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美珍在这种时候敢站出来帮我,说明她对我还有一定的情感,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再次感到难过和内疚。 

"不用了,太晚了,明天一早你们还要早起呢。"我尽量平静地说。 

"要想开些,啊。"母亲叮嘱道。我再次亲了亲母亲和儿子。 

烧完信件,深夜已经降临,万籁俱寂。母亲和美珍都已进入梦乡,我丝毫没有睡意,从内衣口袋里拿出护照和机票仔细审视起来。此刻,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长得一点儿都不像了。把这照片揭掉,贴上我本人的照片也许会安全些。 

上哪里去找我的合尺寸的照片呢?而且护照上的照片有钢印,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在财政部专家工作室工作的时候,曾带苏联专家刘明去一家照相馆拍护照照片,也给自己照了一张。这么多年过去,不知放在哪里。我使劲地回忆,想起来了!它在我的办公室里,可深更半夜的,难道还要去那儿再冒一次险? 

怎么办?如果不换照片呢?不行,躲过第一关,也躲不过第二关。不管多晚,也得去取来。我又悄悄离开家,骑车往单位赶。大街上空无一人,空气几乎都凝结在一起。我飞快地骑着,四十分钟后来到了 "和大"门口。大铁门已经关闭,有解放军在站岗。我向卫兵说明,有东西放在办公室,明晨一早办事要用。他看了看我的工作证,仍然一脸狐疑,有什么东西那么重要,非要半夜三更来取?他叫醒了值班老人。老人一看是我,说认识,摆摆手让我进去。 

上天保佑,那张照片真的在我办公桌抽屉里。 

回到家里,我比了比,照片大小完全一样。可是钢印怎么解决呢?我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发现,我的照片纸质单薄,而护照里的照片纸质 硬厚,钢印凸出。我把自己的照片叠放在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上,用手指甲轻轻摩擦。不一会儿,钢印就被拓在我的照片上了,看上去非 常逼真。我拿出小刀,轻轻地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揭下来,再用胶水把我的照片贴上去。简直不可想象,看上去天衣无缝! 

那一夜,我彻夜无眠。 

生离死别的时刻来到了。 

刚吃完简单的早饭,我就催促母亲和美珍说:"在他们来抄家之前,我需要一个人好好地冷静想想,你们快快走吧。" 

母亲不情愿地拿起她的手提包,她好像预感到什么,嘴唇有些颤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就那么两眼含泪地看着我。那目光的含义,我全懂。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那是世界上最能动摇我决心的目光,再多看一眼,也许我内心那脆弱的防线就会被冲破。我强忍着向母亲摆了摆手,她什么也没说,步履蹒跚地走了。哪里知道,这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美珍拉着儿子小新的手,也往外走。到了门口,她忽然回过头来望着我,带着内疚的神情说: "愚谦,你一个人好好地待在家里,我到我 姐家去住一两天就回来陪你。"她的眼神与以前大不相同,充满爱怜和关心,我朝她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儿子小新一边跳一边叫地甩开妈妈的手,自己先跑到楼外,对着家里的阳台挥着小手大声喊起来: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我忍不住冲到阳台,手忙脚乱地打开了阳台的门,朝儿子挥着手喊道: 

"小新!再见!小新!再见!" 

母亲、妻子和儿子的背影一点点远去,一点点变小,就在他们从我的视线里完全消失的那一瞬间,我瘫倒在地上。 

我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又像疯了一样在家里那不大的房间来来回回地走动,我边走边哭,自言自语地叨咕着: "亲爱的娘啊!您真的不知道,您也许再也看不到儿子了,您这不孝之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不起您,您可要多多保重啊!娘!上天有眼!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啊!小新,我的好宝贝,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看到你了!你可要好好活,长大以后你能理解我这个无情无义的爸爸吗?你要知道,爸爸今天这么做,实在是万不得已啊!美珍啊!美珍!你-------" 

墙上挂钟报时的声音把我从迷乱中震醒。已经八点钟,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赶紧走到家里那窄小的卫生间,一抬头,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脸青灰的陌生人。我被自己这副样子吓坏了,这是我吗?简直是一个鬼,这哪里是那个一向彬彬有礼的关愚谦啊?这样子到机场和海关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我不敢再看自己一眼,打开水龙头,使劲地冲起头来。 

冷水,使我清醒好多。我应该带什么东西走呢?家里有一个大箱子,还有两个小箱子,小得只能装一点换洗衣服。我觉得,一个外国人绝不可能只带一个小箱子长途旅行。我从家里的衣柜顶上拿下那个还相当新的帆布大箱子,找了一些自己的衣服放进去。可是箱子太空了,万一海关打开检查,会引起怀疑。怎么办呢?我一眼看见靠在桌子角落里、母亲从乐姨父手里给我买的那把小提琴,那是几年前的生日礼物,也是我最珍贵的财产。带着它不是最好的纪念吗?如果我真能逃出去,到了国外走投无路时,也许还可以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呢。我把小提琴连盒子一起,轻轻摆到箱子里,大小正合适,然后又在箱子里放了一 套厚厚的用字典纸印制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我特意把家里收拾得像平常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谎称不舒服。那天是星期六,这一天一般都比较闲,新来的贾科长同意了。

 

侥幸过海关 

北京,首都机场。 

机场空空荡荡,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机场的值班人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 

我身着毛式咔叽布制服,提着大箱子进入机场大厅。我熟悉机场每个角落,机场各部门也有很多人认识我。 

"小关,送外宾啊!"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年轻海关检察员小金热情地与我打着招呼。 

"是啊!西公的儿子去法国。"说着,我随意地把那个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西公是对西园寺公一的尊称和爱称,凡是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单位,没有人不知道他。小金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  "免验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小金笑着说,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我那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回到原位。 

第二道关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我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立刻就会从护照里的相片认出是我。只有豁出去了,闯吧。就在这时边防警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不认识我的年轻警察。 

"老刘呢?"我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 

"家里有事,晚来一会儿。"这位年轻警察显得特别友好。 

"能给我盖一个出境戳子吗?是给西公儿子办的。"我拿出护照和机票,边说边递给他。 

"没关系,你就把护照放这儿吧!叫外宾到外宾候机室去等一等,临上机前,我们会给他送去的。"年轻警察说。 

坏事!不认识的人,事就是难办些。我刚想找理由说服他,又怕引起他的怀疑。理智告诉我:沉住气,不要着急。 

"好吧!我去告诉外宾。单位里还有事,我得早点儿回去,外宾就交给你了。"我故作无所谓的样子对他说。 

"没问题,再见!"说完,这年轻边境警察拿起那本蓝色护照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大概是有航班要出港,机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基本上是乘国内航线班机的旅客。我向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也真奇怪,到这个节骨眼上,我竟然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起身到地下室的厕所里去,走进了最靠窗的隔间,扣上门锁,接着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制服,露出了穿在里边的西装。我把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接着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的  "外国先生",下颚挂着一个白口罩,那是冬末春初的北京人防风沙常用的装备。 

我来到了外宾候机室。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那就是我。时间过得如此之慢,简直一秒如十年。我想站起来走走,镇定一下,又怕引起注意。那时的候机室里,没有任何书刊报纸可读。如果有的话,我总可以拿在手里做出个不慌不忙等飞机的样子啊。 

还有十分钟就到起飞时间了,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莫不是他们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莫非他们正调军警来围捕我?我的心马上又提了起来。跑!只要一发现有军警朝我围过来,我就往出口的地方跑,向停机坪的方向跑。这样,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有破坏飞机的动机,就会当场向我开枪,那么我就会很痛快地死去。反正都是一死,这样死,总比没日没夜的审问拷打好。 

"各位旅客请注意,乘坐 CA053号航班前往上海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请从第三号门出口登机。"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小姐悦耳的声音。先说两遍汉语,再说一遍英语。这英语不是说给我听的吗?这里只有我一个  "外国人",可是我没有护照怎么登机啊?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了脚步声。一个腰挎手枪的边防警从大厅的一个角门出现了,他略微扫了一下大厅,接着就径直向我坐的方向走来。是老刘!是我经常和他拍肩膀开玩笑的老刘。我心里顿时一沉,完了,他一定认出我了。 

愚谦!沉住气!愚谦!沉住气!我好像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警告自己。我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Excuse  me  ,is this your pass port” 

老刘走到面前,用英语问我。他手里拿着那本要命的蓝色护照,而且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 

Yes!(是)"我尽量改变着我的声音答道。 

" Good journey ?(打扰了,这是您的护照吗?)" !(祝您旅途愉快)"老刘很礼貌地说。 

 “Thank you”(谢谢)"我说。  

老刘把护照交给我,扭头走了。 

我疾步往三号门走去,一边走,我的脑子一边飞快地转着。我不敢相信,面对面他竟会没认出我来。护照上的照片明明是我,他也没有好好地看看?不会吧?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先不动手?不,这不可能。如果这里还有其他外国人,也许考虑到影响,不立即下手,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抓我,是最好的时机。那是不是他认出我来了,成心想放我一马?更不可能啊,别看我们比较熟,其实只是工作联系,毫无个人交情。我只知道他姓刘,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外宾候机室是在楼上,要到出口处,必须先下宽宽的楼梯。当我走到扶梯旁,只看见楼下三个上机坪的大玻璃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女地勤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着旅客的身份证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还经常和她们开玩笑。尤其是在三号门把守的那个上海女孩子,活泼可爱,每次来机场,互相都要逗几句。年轻姑娘当然都会多看年轻小伙子几眼。 

我现在下楼出三号门,准会给她认出来,只要她叫一声  "小关",我就完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见从第三号出口登机的旅客队伍越来越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广播响了: "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到二号门夹道欢迎!" 

只见一号门和三号门的女孩子都快步朝二号门跑去。 

天助我也。就在这时,我跑下楼梯,穿过无人把守的三号门,一个苏联造的小型客机就停在停机坪前,我快步跑上舷梯。只听  "砰"的一声,机舱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整整一飞机的人都在等我! 

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了第一排位子上,这是专门给  "外宾"留的。几分钟之后,飞机开始平稳地滑行。 

我真的自由了? 

在出逃之前,我是一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虽然年轻时在上海曾受过洗礼,并参加过基督教会的许多活动,但我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无神论者。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都是由自己主宰的。可是,那次出逃的整个过程中,总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到的力量在保佑我。每到关键时刻,都能化 险 为 夷,转 危 为 安。从 那 次 出 逃 之 后, 我 开 始 相 信 起 命运来。 

飞机飞近上海,我的心又快速地跳动起来。在这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里,北京那边会不会发现我的行踪呢? 

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我把脸紧贴在飞机的小窗户上,想看看机场有没有警察调动。没有,没有异常。我随其他客人鱼贯进入机场大厅,再也不像在北京机场那么紧张了。 

在上海机场我还需再办出关、换机的手续。这时,我已经摇身一变,是位外国访客了。英文开始派上了用场。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在这里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怎么打发呢?口袋里三百元的人民币帮了大忙。我于是在小卖部买了几件最贵的男用绸衬衫,又买了几件上海产的高质量内衣内裤,剩下的钱还买了几包烟。那种从容和自然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最后,提着大行李来到外国人出境口。这时,我的心开始快速地跳起来。上海人是狡猾的,他们经验丰富,只要发现一点儿异样,他们是不会放过的。不过,凭我这一身打扮和一本外国护照,很快地通行了。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国际客机是架美国造的波音客机,豪华宽大。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架从美国进口的飞机,在可以乘坐一百多个旅客的机舱里,只有十几个客人。除了我以外,全是身着蓝色或黑色制服的中国干部模样的人。 

几个漂亮的巴基斯坦航空小姐,因为没多少工作,索性和我用英文聊起来。现在我已在国际飞机上,公安局上来抓人的可能性极小。但令我略有不安的是,我总觉得那十几个人中有人在鬼头鬼脑地打量着我。 

飞机很快地升空,我鸟瞰着祖国的大地,一片片绿油油的江南春色从我的眼帘下闪过。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祖国的青山绿水竟然如此的美丽娇艳,多彩多姿。祖国啊!祖国!我如今离开了你,何时还能重新回到你的怀抱?!亲爱的母亲啊!永别了!请你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你 这一辈子为了我这大逆不道的儿子,受尽了苦难,现在他竟然和你不告而别。母亲啊!我只好来生报答你的养育之恩。想着想着,我不禁黯然泪下。为了不让别的旅客发现我的悲哀,对我产生怀疑,我拉下舷窗的遮阳板,闭起眼睛,恍恍惚惚地就这么睡了过去。这两天来,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实在太疲乏了。 

"先生,先生,你醒醒。"一个空姐用英语唤我。 "我们马上就要到广州了。大家都要下机。" 

"什么?到广州了?下机?飞机还要在广州停留?"我神经又紧张起来。 

"是的,我们的飞机要在广州机场加油。" 

广州,那还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啊!可别到最后关头出什么事! 

"我觉得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能不能不下飞机?" 

"真对不起!先生,每个人都得下去。飞机在广州停三十分钟。"小姐抱歉地说。 

"三十分钟,这么长时间!"我难以控制住自己,大声喊了起来。这一声喊,引起了其他旅客的注意,纷纷转过头来看我,尤其是那个鬼头鬼脑的人。 

我硬着头皮最后跟着大家下了飞机。那个鬼头鬼脑的人,始终在我身边转,还走到我前面抽出烟,用日语对我说:"劳驾,借个火。" 

我摇摇头,很不礼貌地走开了。这是我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不会说日语,可却持有日本护照,这是最大的破绽。我怕他问这问那。而且,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对头,不然,他为什么老是这么盯住我呢!我被这种幻觉折磨着。从北京出来到现在,已经十个钟头过去了。我总觉得北京方面一定发现我的失踪,警方正四处出动,搜捕我呢。这三十分钟好像过了一辈子,我的每根头发都竖了起来。 

终于,又通知登机了。我抢先排在登机口的最前头。我知道,只有上了飞机,我才有安全感。谁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个鬼头鬼脑的人也不见了。我就这样疑神疑鬼地吓唬了自己一路。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在飞机斜刺着直向黑色的穹苍拔高而上时,我的心被一股骤然而来的狂喜所攫住!我几乎要放声高唱:我终于自由了! 

不管是当时或是事过境迁的若干年以后,每当想起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时,我都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一个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国家里逃离出来,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概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或许他明白,"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别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难处。如果真是这样,他可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飞机离开广州机场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机上的客人很少,旅客们享受过飞机上提供的服务后,也都逐渐安静下来,进入梦乡,机舱的灯光也暗了下来。我真想闭起眼睛,好好睡一觉,但是我脑子里的那根琴弦还绷得很紧,眼珠就好像音符,不断地在跳动着。愚谦!你的命可真够硬的。连个鸟都飞不出去的国家,竟然被你飞出来了,这也说明,天无绝人之路。以后,还是听天由命吧!我忽然惊讶地发现,我是一个始终反对宿命论的人,怎么会在一天之间,相信起命运来。而且我越想越离奇,在我出逃的过程中,怎么会一切都化险为夷,一定有一个超出凡人的力量在暗地里保护着我。对!我肯定。 

愚谦!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吃了狮子心、豹子胆,怎敢做出这样的事来?!是什么力量促使你采取这一行动的?我记得我在中学时代,曾读过法国作家雨果在  《悲惨世界》里写的一句话: "人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这句话曾启发我不着实际地去追求过幻想。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多年的政治教育把我拉回到现实生活,曾一度拥有的开阔眼界也被遮蔽了,一度掀起的澎湃的内心活动也被埋在心灵深处。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都感觉到,我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实际上也是如此。我需要自由,不但是人身的自由,也要心灵上的自由。七情六欲的发泄,这是人性。但是,国内的气氛是要你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完全约束在一个教条下面,不准你乱想乱说乱动。我曾多次试图约束过自己,可我的头脑有时好像爆裂了,那种追求自由的愿望有的时候会变成野性,近于发疯。我有时,会一人骑车到郊野去大号大叫、自我发泄一番,才会使自己安静下来。现在我终于撕断箍在头上的紧箍咒。我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