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中）

阿丰帮我找到下面几段视频，很感谢他
Jade 星期日檔案 大逃港 (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Xde5LcU-4Q
Jade 星期日檔案 大逃港 (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vElk1fV_P8
往事-逃港者自述(上)-2011072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A6T5fdBAT8

　　知青逃港的原因很简单：农村极度贫穷落后的生活和对未来的绝望。我读过一些北京老三届下乡知青的回忆录，他们中不少是怀着革命热情踏上征途的。在广东省却绝非如此，广东人从来都非常现实，不相信共产党的高帽子和甜言蜜语。在揭阳的老三届中，当局几乎使尽一切手段来强迫青年迁移户口。最有效的一着是株连：谁家孩子不走，父母停职进学习班；当天迁户口，第二天父母就可“毕业”。其实揭阳知青迁了户口，到乡下报了个到，多数就回城当黑人黑户了。农村生产队并不欢迎他们，乐得少分他们一份口粮。城里干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你户口迁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不再管你。阿丰出身好胆子大，父母都年老多病也没工作，动员无效。他妹妹原在街道小厂工作，每月工资7元（绝对没说错的数字，信不信由你）。就连这塞牙缝也不够的7块钱，干部也用上了：“你哥要是还不下乡，你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小妮子一口就顶回去：“别悬乎了，7块钱，我还不想干了呢。”阿丰顶住了天大压力，到底还是不肯下乡，算个异数，才有了他帮阿伟刻假公章的插曲。 我在广州火车站见过“欢送”知青去粤北的场面：高音喇叭播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革命歌曲，喧天锣鼓盖住了父母的饮泣，十五六岁稚气未脱的孩子面无表情。汽笛一声巨响，车轮开始转动，突然一片铺天盖地的哭声爆发出来；有的母亲昏倒在月台上。那情景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犹历历在目。
农村的贫穷，根子在人民公社制度，即耕者无田，与奴隶无异。1969年初春，上级指示，为即将开幕的“九大”献礼，全公社要在3月底前栽完秧。本地一向是4月初清明节前后才栽秧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不栽也得栽。结果一场倒春寒，稻秧全冻死了。种什么，种多少，甚至行距株距也由上级规定。惠阳县陈江公社的一个潮汕移民大队叫澄海大队因种西瓜赚了点钱，上级派来工作队整顿，干部被批斗，说他们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实行大寨式工分，政治占七劳动占三，每天晚上都要读毛选和社论，人人打瞌睡。有打呼噜的，干部把他摇醒：“阿星仔，今天的工分你还要不要？”先分粮食再算分红（钱），孩子多的高兴了。从66年文革开始到69年“九大”，农村基层政权瘫痪，是农村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每家愁的是粮食不够吃，既然生孩子比种地挣的（粮食）还多，谁愿意干活呢？所以改革开放头把火烧的就是包产到户。
其次是政府盘剥，公余粮之外，农付产品也不准私售。博罗县杨村糖厂每天榨蔗350吨。每100斤蔗出糖13斤。每斤白糖6角8分，城市居民凭定量糖票才买得到。这间糖厂人浮于事，榨糖高峰期还请附近农民来当临时工扛甘蔗进传送槽。它每年居然还有利润。为什么？因为甘蔗收购价每斤只有1分5厘，（还得生产队自己运到糖厂过了磅才算）。我住的这家老贫农愤愤不平地对我说：“杨村街头小摊的甘蔗一根（约2-3斤）都卖到2角多钱了。”改革开放后，进口糖一到，全广东省的糖厂悉数关门。当时化肥农药不单贵，供应量也极少。我在的生产队三百七十亩地，1969全年只供应160斤尿素。我去过的这三个县，应该是国内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的了。当时的口粮，高的五百多斤干谷，少的三四百斤都有。因为没油水，五百多斤也确实不够吃。分红：一分钱分不出的也有，最高的我见过每10分工（即出身好又是壮劳力的一天所得）8角多，但需扣除所分粮食，稻草等。男知青下乡一年后大多数人能挣到10分工，女知青8-9分。当上民办老师，赤脚医生的不论男女，都有10分工加每月2-3元现金补贴，由大队而不是生产队给。文革期间，兴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一套无聊花样，对农民是一大负担。城市工人的工资是固定的，农民却要从生产所得来分，时间就是金钱啊。光生产队买毛主席画像，毛选，红宝书，不是一个小数目，实际上也都是从农民牙缝里摳出来的。
这里说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Y，也是阿伟阿丰的好友。他出身工商业地主，体弱又还胆特小。和弟弟一起下乡插队没回城；辛辛苦苦几年没分到一分钱。他弟弟生了重病没钱治，家中唯一有工作的姐夫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工资冻结而爱莫能助。Y在当地医院卖了200cc血得了30元想为弟弟治病。刚出医院门便被血霸纠集打手毒打，30元钱也被抢走。Y悲愤交集，从十几米高的大桥上投河自杀，被人救起，几十个知青团结起来找血霸算账才算了结。2007年春节我回国探望百岁的老母亲，十几个老同学在揭阳宾馆设宴为我接风。席上没见Y，我便问起他。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这故事。回来后我写成《卖血的悲惨故事》发表在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第5期上。杨白劳怎么苦我没见过，可Y却是我眼前实实在在的例子。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辛辛苦苦从早到晚苦干，一年到头分不到钱吃不饱饭。更不用说黑灯瞎火寂寞枯燥，苍蝇蚊子跳蚤蚂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忆苦餐。我在生产队只呆了半年都受不了，知青是要扎根一辈子的，叫他们怎么能安心？
惠阳地区的逃港潮发生得很快很突然。1969年春节，知青下乡还不到几个月，当局就使出惯技，找几个“先进分子”在报纸和电台发出倡议：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种“倡议”实际就是强迫。公社不开证明，车站不卖票，不让走，甚至派民兵在路口堵截。可知青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谁怕这一套呢？结伙步行回城成了风气。也有划了生产队的小船一走了事。其中就有一些连城都没回，而是跑到香港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此，知青逃港风便没间断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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