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住狂跳的心，我接通了燕蔷，刚说了几句，就听到那头的抽泣。咬着牙把话说完，尤其强调要怀疑一切，她答应了，保证不告诉陈歌。 

但可笑的是没两天陈歌的电话就追来了，他一着急嘴就有点跟不上趟儿：“大虎，我、我知道我支持燕蔷出国的热情不高，力度不够，还拉后腿。我有作案动机，我也有作案条件，换谁，谁都这么想。我咎由自取，我现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真的，真的，不是我。不信你们看着，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我要给燕蔷伸冤，我要还我的清白… … ”

这该死的燕蔷，怎么把我给卖了。陈歌一番表白，让我顿觉冤枉了好人，一时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说起话来也跟陈歌一个风格了：
“我、我也不是真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听有经验的人建议的，只是一种可能嘛。其实，据说，被害的人，多数都是让自己认识的人害的… …你是学心理的，你比我知道的多… … ”我下意识地恭维起他来。
“这个我理解，可是燕蔷已经趴在床上根本爬不起来了，所以还得我跑。”
“哎呦，那，你打算怎么跑？”
“嗯，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怀疑对象了。”
“啊？真的？谁这么缺德？找死啊？”
“是，我真想捏死她。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我不能随便说。你得帮我弄几样东西来。” 

原来陈歌需要那封拒信的复印件，接收的技术数据，以及UM的正式公函，证明基于此邮件，才取消了薛燕蔷的入学资格，以便从北大方面查证。” 

接下来几天我跟UM就此事频频打起交道，对方代表仍是副系主任芭芭拉.普瑞斯顿。我俩都半开玩笑地同意，为了避开这个诅咒，我们不相互写邮件，任何情况都只通过电话或面谈联系。凭着还算流利的英语，我和她商谈解决问题的种种可能性。当然第一是要求校方提供拒信的详细资料；第二是恳请校方重新恢复燕蔷的录取资格和全奖。 

按照老李的嘱咐，我费尽口舌解释电子邮件在中国还是个新玩意儿，除了高教、科研等机构外并不常见，所以合用账号现象很普遍。薛燕蔷没有自己的伊妹儿，是借用系里某教授的，使中美之间信息传递由两三个星期变得只有两三分钟，对加速联系大学很有益处。不幸的是这次被歹人有机可乘，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 

当然最后这句是我自己心里想的。本来就够乱的了，加上我的口语毕竟只是小康水平，还奢侈不到能挥洒自如地跟芭芭拉讲萧何的故事。 

又经过短暂的等待，芭芭拉把几张加附了详细资料和不同人员签字首肯的文件交给了我，我的第一个要求满足了。 

关于第二个恢复录取资格和奖学金，麻烦就大了。 

芭芭拉很职业，态度从来都无可挑剔，但传达的信息也从来都明确无误，即此事的责任不在校方。因为他们按照评审结果录取了燕蔷，并给予其全奖，尤其学校是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通讯方式与其联络的，后来的不幸完全不在他们的掌控之内，所以应由中方自行解决，他们爱莫能助。 

不过芭芭拉又是个很好心的人，尽管她言之凿凿地把官话讲清了，但其游移的目光中总透出一些无奈、惋惜和不忍。每次末尾都不忘加上一句：你如果愿意，可以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无言以对，感激之余自觉很丢人。她一点儿没说错，换成大白话，就是我们美国人答应要你了，钱也给你了，是你们中国人自己搞自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啦。不过你要信得着我，再看着办？ 

也正是芭芭拉的这种态度，让我心存幻想。我一贯不把人想得很坏，单纯从字面上理解，我倾向于相信她不是在兜圈子。既然她没把话说绝，也许纯属出于礼貌，但也许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我避开任何责备校方的敏感区，只是解释即使中方自行解决，也只能阻止凶手不再加害别人；而燕蔷来留学的目标没有美方的帮助，是万万达不到的，所以恳请你们再想想办法。 

几番客气的拉锯战下来，芭芭拉果然不再一口回绝了，改之因涉及有关预算和计划的修改，与现有制度冲突，存在很大难度，学校在尽力争取，但暂时还无法答复我。 

这时我开始怀念起国内的请客送礼来了，心说尽管我不会，也能挑出个把会的吧，然后找陈歌要钱就完了。这里可好，请谁送嘛呀，听说行贿属重罪，被抓到严惩不贷，别燕蔷没弄出来，我倒关进去了… … 只有听天由命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