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下旬，跟两个同事到哈尔滨出差。1977年以后再也没有坐过北去的列车，小时候坐火车回锦州的时候火车越往前开心里越黑暗，盼着什么时候能够不再坐来这里的火车。然而听说要去哈尔滨出差时心里掠过了一丝兴奋，因为火车要路过锦州，路过我不愿想起又不曾忘记的地方。 
 

      还没有确定回来时是否在锦州下车，我就买了很多当时锦州还买不到的奶糖、果脯放进包里。12月的哈尔滨零下20多度，在外边站不了5分钟就冻得打哆嗦，房间里却异常热，只穿一件衬衫就可以。担心我带来的奶糖放在室内会化掉，最后把它们放进双层窗户的夹层里去了。 
 

     从小就听关里人笑话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姑娘叼个大烟袋)，到了那里就知道那是自然条件决定的，一点儿也不觉得怪。觉得怪的倒是冬天吃冰棍，锦州人如此，哈尔滨更是如此，而且是在街上边走边吃。那次同去的两个同事生长在内蒙，比我经冻，他们去逛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在附近的商店里避寒，但是他们对冰棍不感兴趣，我却吃了冰棍。吃了才知道当地人为什么吃它，准确地讲那不是冰棍，是冰果，冰的成份少，水果的成份多。那时奶油还是贵重物品，假奶油还没有盛行，可以吃出果肉和水果原有的酸甜味儿，不知现在还是不是那样纯朴的冰果了。 
 

     办完事，要返回北京时才知道车票非常难买。从哈尔滨这个东北端的城市到北京一天才一两趟特快。车票预售处的小窗口前，人们头一天晚上就开始等第二天的票了。看到这种情形想起出发前一个学生给了我他家的住址，让我有困难找他父母。本来不愿意打扰学生家长，到了这个时候不打扰也没有办法。那学生的父亲在铁路局工作，给我们搞到三张回北京的卧铺票。
 

     上了火车就开始犹豫是否在锦州下车，下车后卧铺票失效，锦州到北京那7个小时的行程是否能签到有座位的票。担心犹豫又怕坐过了站，没能入睡，早上4点多到锦州的时候，一夜的犹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跟同事打了个招呼便下车了。 
 

     久别重归的兴奋压倒了车厢外的寒气。十年了，车站的每一个角落，候车室里的布置都跟原来一样。转了一会儿发现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睡觉的人警觉好奇地睁开一条眼缝看我，我赶紧找了个空座位坐下。 
 

     虽然下了车，但是一点儿目标也没有，先去哪儿？应该去哪儿？自从1979年春爸离开这里以后，这里就没有了直系亲属，但这里有比直系还亲的亲属。从礼节从感恩的角度考虑，我应该先去看望三姑奶，1967年红色恐怖的时候，若不是她隐匿了我这个“黑”孩子的户口，托人找到小学让我在城里受了教育的话，还不知要受什么样的罪。

      三姑奶是我爷爷的三妹、我爸爸的三姑，爷爷的子孙都出生在关里，知道关外有这个三姑，但感性认识并不多。我对这位姑奶有不尽的感激，但是如果先到她家的话就出不来了，她一定是“冻坏了吧，快上炕”，然后就去张罗做饭，她知道我喜欢吃她炖的酸菜，我也知道那有多么费时间。 

     七点多钟天亮了。我在候车室的盥洗室洗了脸，像小时候一样手油当擦脸油，抹抹脸再搓搓手，有了这层油就可以保证皮肤不被寒风吹裂。 
 

     车站前面的广场，广场中央的起着调节交通作用的花坛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却显得小了许多。1968年第一次从石家庄来这里的时候，我曾模模糊糊地被“州”字吸引，以为要到一个什么大地方去似的。当时锦州火车站和站前广场都比石家庄火车站气派。中小学期间，在这个广场参加过几次人民公审大会，车站二楼的阳台恰好能当广场的主席台，宣判人和罪犯都站在上面，底下什么也看不见，也并不想看。 
 

     我最想找的是3路公共汽车的站牌，看到它一公分不差地站在原地，像找到了约会的老朋友似地一下子安心了。3路汽车是我在锦州最亲近的伙伴之一，中小学加起来8年每天都坐它，跟司机和售票员都很熟悉。3路汽车的月票乘客中我和另一位中年妇女有个“特权”：车已经起动了，看到人跑过来还给停下。早上能有这个特权很方便，当然只是偶尔使用一下。另一位妇女在肉联厂(即屠宰场)工作，她常常帮司机买市面上见不到的猪下水，尽管用报纸裹得严严的，大家也知道她靠“下水”换“特权”，节日才供应肉的时代猪下水成了珍品。 坐3路车上学的孩子只有我一人，人们都对孩子放宽一码，所以我也有过“特权”。 
 

     早上车很挤，卖早点的饭店也很挤。我在车站广场转了一会儿错过高峰期后进了爸带我去过的站前右侧的饭店。每次跟爸来都是雨天，农民只有雨天才能休息，8年里没有跟爸一起慢慢逛过锦州是件遗憾。 
 

     上班的高峰过后，3路车空荡荡的，为了看每站的站牌我选了右侧的坐位。车体跟以前一样，开动时玻璃窗嘎达嘎达地响，寒风从玻璃缝里钻进来，售票员乘客都冻得紧缩着身子。行车线路也跟以前一样，不同的是又加了两站，以前间隔比较大的站之间又停了一站。多了两站车票也跟着贵了两站。车开得很慢，正好让我看着外边复习过去。没有一点儿绿色的街道、灰砖红砖的楼房，一切如故。 
 

      下一站就是前五里营子了，我也跟着激动起来。文革期间，爸返回原籍在前五里营子生产队当菜农。为了在商店开门前把蔬菜送到，菜农出工比较早，中午回来的也早。每天中午我回家时爸都在睡午觉，我轻轻地推开家门，不出声地吃爸给我准备好的饭菜。早饭午饭都是爸准备，小学中学的8年都是这样。 
 

前五里营子的站牌还在原来的位置。以前我像过自己家门槛似地上下3路车，那天却对车门台阶的高度有点不适应。下了车，我习惯性地往第三条街上的31号院“一步半的家”走。 
 

前五里营子是个呈“州”字形的平房部落，街道笔直，街道两旁是规则的四合院，如果管理得当并注意卫生的话是个不错的居民区。由于农民市民杂居，没人管理，再加上每家都在自己门前圈起小院，圈小院用的材料用的是秫秸、木棍、破砖破瓦，这些把前五里营子装扮成了贫民窟。 
 

      进了第3条街，让人惊讶的是1976年唐山地震时街道旁边盖的抗震棚竟变成了坚固的小房，原来的街道被占掉了1／3，几乎看不到原来的院子了。31号院的面貌也变了。原来的对面屋都从中间截开，变成了独立的门户。原来屋前小院的只有一米高的围墙加高到二米多，看不清里面住的是谁家。 
 

      凭感觉估计这个位置是孔大妈家，我谨慎地敲敲围墙上的木门，没有反应。又晃荡了几下门，弄出大动静后里面走出一个瘦高个青年。没见过这个人，看来孔大妈不住这里。 
 

     “请问，这是孔家吗？”想走开也来不及了，硬着头皮问了一句。
 

     “新力姐”说完青年便往回跑，边跑边喊：“妈～、新力姐来啦！” 
 

      青年是小三，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还在上小学，十年变成了这么帅的小伙子。我跟在小三后边走进了孔大妈家，屋里的炕变成了两个单人床，孔大妈坐在床头，那位置依然是以前坐在炕头儿看外边的位置。 
 

      我像小时候一样叫了声“孔大妈”。 
 

也许是太突然了，孔大妈什么也说不出来，抬起两手去堵眼里涌出的两行泪。泪怎么也止不住，平举着两个胳膊手心手背地来回擦。我明白她眼泪的意思，站在她对面看她哭。这个粗鲁直率善良护孩子的女人，她所有的优点都在我身上用过，她所有的缺点都对视我家为阶级敌人的人用过，她看着我在这里艰苦地长大，陪我哭过、跟我笑过。 
 

    “真好、真好”孔大妈抽泣着说出了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我明白这两个“真好”的意思：“你们父女离开了这里真好”、“你还记得来看我真好”。 
 

     孔大妈笑了，脸像开了花一样地笑了。盯着看了我一会儿说：“越长越漂亮了”，完全是“孩子是自己的好”那种口气。小三也被孔大妈突如其来的眼泪吓着了，见孔大妈说话才敢开口：“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新力姐了”。说来奇怪，我帽子围巾口罩捂得很严，进村的时候有人看我，没有人认出我。 
 

     孔家的大儿子结婚了，住在院里的抗震棚改建的小房里，他们的儿子已经六岁了；孔老二也结婚了，一家三口不住在这里；二丫嫁给了卖肉的个体户，经济比较富裕。正说着二丫回来了，她那个月临产。孔大爷从三线的工厂退休回来了，上班时他给工人做饭，退休了给全家做饭。看我们谈得热闹插不上嘴，一个人拿起面盆和面去了，一边和面还一边唠叨“闺女回来了，包饺子”。那么多年我没有在孔家吃过饭，三男一女、四个正在成长期的孩子，粮食不够吃，兄弟们常常为谁多吃了谁的东西打架。倒是我家自留地的土豆、芥菜熟了的时候送给他家。
 

     正聊着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胳膊夹着几根树枝喊着“奶奶、奶奶，我捡来的”跑了进来。孔大妈眼睛笑成一条缝说：“这是老大的儿子，嘴可甜了”。 
 

     天这么冷，时间还早到哪儿捡树枝去了。小男孩让我想起1969年3月我家搬进这个院子那天的情景：我胆怯地走进院子的时候孔大妈骂骂咧咧地走出来，看到我时一下变成笑脸说：“家里玩儿来”。然后马上让她家的二丫来找我。二丫递给我一个小耙子说“咱们捡煤核去吧”。我看看爸，爸也不好驳小姑娘面子，给我换了件厚棉袄让我跟她去了。 
 

因为穿了我一直不舍得穿的花棉袄去捡的煤核，还因为我手慢、不知道什么样的炉灰是没有充分燃烧的煤核、不知道该捡什么，所以记忆才特别深。大概是带我太麻烦，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带我去过。 
 

孔大妈家不烧炕了，屋子里也挺暖和，为什么孩子还在捡燃料？难道还跟当年一样捡树枝捡煤核是玩儿的一部分？孔大爷、孔大妈生在旧社会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孔大妈怕自己的孩子成了“知识青年”还得下乡，小学毕业后就让儿子辍学在家，主动放弃了新社会给予的受教育的权利。真担心第三代仍重复上一代人的活动方式。  

 

1  前五里营子的第3条街，31号院在堆了很多东西的后面。(1990年摄)

2 “一步半的家”的一角。我爸走以后，房东的二儿子结婚住到拆迁。以前的窗户上面是纸窗，下面是玻璃，照片是改装后的。(1990年摄)

3 孔大妈夫妇和二丫一家在他们住的一步半的房间前。(1990年摄)

没有时间在孔家吃饭，告辞后让小三带我到二爷家。不光是为了看二爷，还想看看国家退还的房子。太爷爷是这个村的地主，他的房产土改时被没收作了大队部。80年代初国家退还了当年没收的房产，重新给盖了5间房，还带个大院子。我那已返回石家庄原单位退休的爷爷还分得了一间房子。
 

听村里的人说太爷爷为人正直大方。太爷爷家的长工解放后一直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许因为太爷爷口碑好，我家遣反回来后还得到了和别人家一样面积的自留地，除了上面派工宣队军宣队还有榴花派出所来搞运动以外，除了那地痞何二白话想整人立功以外，村里人很少整人，都很通人情。 
 

出了二爷家我漫无目的地朝以前自留地的方向走，那里已是排排厂房。前五里营子的农民都被这个工厂接受当了工人。听说他们闲聊时还常常谈起“右派和他的小女儿”，有年为什么事情我的照片上了报纸，他们最先发现，于是“右派和他的小女儿”的故事又添了许多枝叶。 

再往前走看到一个工厂的牌子，居然是我同学工作的单位。我进去找到她，她兴奋地收拾起桌子上的东西，请假跟我出来了。 
 

暂短的两天，我几乎走遍了以前到过的地方。二高中时教我们化学的老师当了校长；我们的班主任、还有偏爱我的田老师都调到师范学院任教去了。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里站柜台的同学从里面蹦了出来；百货大楼门口没看到板油组长家的冰棍车；何锛在我们挖过地基的楼里工作；……
 

4 二高中正门 (1990年摄)

5 二高中教学楼 (1990年摄)

人在忆旧的时候，有忆好不忆坏的倾向，只愿重新见证一下幸福的部分，紧紧捂住不幸那块暗地。1968年底---1973年春文革最黑暗的时期在站四小学度过，想起站四就想起当时的成年人的自私扭曲和丑陋。十几年过去了，还是不愿走近那里。
 

一直担心回北京的车票签不到座位，同学说：你只管好好玩儿、好好吃，到时候去火车站就行了。果然同学的丈夫帮着签到了座位。第一次站台上有那么多人送我，以前都是爸一个人默默地送我上这趟夜车。
 

爸1927年出生在锦州前五里营子。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祖父带着妻儿投奔天津的亲戚，最后落脚在石家庄。祖父那一支视石家庄为故土，没有回过锦州。爸再次回到锦州是1966年秋作为“黑五类”遣反改造，直到1979年胡耀邦给右派平反在故乡当了13年菜农。对爸来说，故乡是屈辱孤独艰辛穷困寒冷的综合代名词，爸不愿再踏上这片土地，并勒令我：1不许出关、2不许嫁东北人。这第2条也是怕我再次出关。
 

在一步半的家度过漫长的冬夜时，爸常给我讲唐诗里“夜半钟声到客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景色。在寒风呼啸的干冷地区想像一片湖、一条江的景色跟饥渴的人想饱食一顿的感觉差不多。我生活安定后，车船飞机都用上带爸走遍了曾经想像过的地方。但是，我最大的愿望是带着爸重返锦州，拂去故乡在爸心中的阴影。 
 

这个愿望直到2005年才实现，能够实现这次旅行还得益当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村支书的儿子跟我年纪相仿， 1976年我离开锦州后他跟爸成了忘年交。后来他当兵休探亲假、出差过石家庄时一定下车来看望爸。每到夏季天气预报说出全国几个高温城市的名字(准有石家庄)时，他就来电话叫爸去锦州避暑。有他牵，有我推，爸终于动身了。 
 

那次亲戚朋友过于盛情，时间几乎都用在请客吃饭上了，爸遗憾没能慢慢走慢慢看。2009年我又陪他悄悄去了一次锦州，陪他逛以前走过的街道，找以前吃过的小吃店。爸很愉快，但时常表现出沉默，也许那时爸正在心里整理过去。 
 

过去可以回忆、可以在心里整理，但永远也找不回来。

6 现在的前五里营子，孔大妈一家已经搬到这里的高楼里。

7 跟二丫捡煤核的地方，以前是小树林现在是住宅区了。

8 仍然是3路汽车，“前五里营子”已经省略为“前五里”。

9 锦州的熬排骨、蒸饼，这是一个人的份。

10 锦州的朋友一定记得老马路上的这个商场吧。

《再见、锦州！》

有机会去参加一次同学会